统一学派，特别是“右”翼的立论，建立在他们对美国社会性质的规定。他们认为，在美国联邦宪法制订之前，美国社会在本质上已是一个平等的中产阶级社会，不存在尖锐的社会分化；汉密尔顿与杰佛逊之间不存在任何明显的裂痕，而杰佛逊一派，既非激进派又非发明者，他们只不过试图保存过去的价值观而已；美国内战前20年南北双方的区别并非像描绘得那样势不两立，泾渭分明；甚至于内战本身也不具备革命的性质，因为南北双方均未提出任何了不得的政治问题，不过是缠斗于传统的法理之争和美国联邦制度的基本框架之中，这恰恰表明了美国历史的连续性。
    “统一派”右翼的真正大手笔是丹尼尔·布尔斯汀。他的著作着意赞扬美国政治传统的“独特性”（uniqueness）。在《美国政治的特质》一书中，他指出，“美国民主的特征并非产生于美国人民特有的优点，而是蕴育于这块大陆的史无前例的机遇，来自于一种特殊的不可重复的历史条件的组合。”正是美国的地理和历史特点把美国导向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假定或公理之中。美国的制度并非什么惊人的创造，因为它自然地发韧成长于其植根于上的土壤和传统的有机体中。[①c]
    他进而总结了美国传统的几个重要“优点”，其一，美国是历史连续性的榜样；其二，美国善于因地因时地发展自己的制度；其三，由于美国的历史特点，美国不注重“主义”等哲学性的思考，也没有哲学偶像的崇拜，美国人追求的是实用主义。对于第三点，他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认为，美国缺乏哲学和理论总结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人认为美国实际上早已存在着一种“理论”，即“被赋予”（givenness）的观念，认为美国的价值观定义早已通过不同方式被先人“赋予”。[②c]
    “被赋予”观念有三种表现。首先，象收授礼物一样，美国人接受了过去的价值观念。最早的移民或合众国的缔造者在美国诞生之际就已为美国创造了完美无缺的政治理论，足够美国人用以解决日后的问题。其次，美国人乐于把来自现时的价值观作为馈赠接受下来，认为美国的理论在美国制度中是心照不宣的。这种观念认为“美国生活方式”本身就蕴含着“美国思维方式”，而这“思维方式”实质上发挥着一种“理论”的功能。尽管美国人从未把这种“思维方式”透彻明了地总结出来，这种“理论的功能”是始终存在的。这一观念还认为，美国的政治理论从未清清楚楚地展现自己，而总是罩着一层美国特殊经历的外衣。再者，相信美国历史的连续性及同一性（homogeneity）。这种“连续性”的信念使得美国人毫不困难地同时接受以下两个“公理”：预先制订好的初始理论早已被国家缔造者“赋予”了；我们现实的经验总能够提供自己一种既实在又缥渺的理论。
    概而言之，以上两位“右翼”统一派史家所阐发的美国政治传统的独特性在于：第一，美国早自殖民时代起就是一个自由平等的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第二，由于不存在着尖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冲突，美国政治不具备激烈的革命性质，保守主义是其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第三，美国逃离了欧洲的封建影响，也摆脱了对哲学及意识形态的推崇，从而自发产生出因历史及环境因素决定的特殊的“思维方式”--因时因地制宜地发展自己制度的实用主义及工具主义（instrumenfalism）。总之，美国是一个不同于欧洲国家，更不同于东方国家的“独一无二”的国家，是一个值得庆幸及赞美的国家。
    令人遗憾的“独特性”--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的影响
    正如前述，“统一历史学派”并非铁板一块，其阵营中分化出一批“左翼”史家。“左”的倾向表现在他们在寻觅美国政治传统的“一致性”时，是置身于此传统之外，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冷静的批判。与“右翼”相比，其显著的区别是，“右翼”置自己于此传统之中对它进行兴致勃勃的“赞扬”，“左翼”者则超越于此传统之上，对它表示了深感遗憾的“叹息”。
    “统一派”左翼，甚至整个“统一历史学派”的发韧者是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另一位大家是路易斯·哈尔兹（Louis Hart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