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夫斯塔特同时提及了热烈鼓吹“雅利安种族优越性”的两位大师约翰·弗斯克（John Fiske）和乔希亚·斯特朗（Josiah Strong）的关键作用。
    霍夫斯塔特认为，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美国在是否对外扩张的辩论中，盎格鲁--萨克森主义在抉择的天平上有举足轻重的份量。他指出，虽然具体的经济及战略利益，如中国贸易，以及获得制海权的必要性在辩论中占了上风，但盎格鲁--萨克森主义也是扩张派领袖的颇具感召力的借口。
    盎格鲁--萨克森主义中的和平派则强调英美同盟。如詹姆斯·霍斯莫尔（James k,Hosmer）赞美了“英语民族兄弟情谊”，认为它足以应付来自斯拉夫人、印度人和中国人的挑战。
    霍夫斯塔特把这一种族主义归因于二，其一，是对本种族衰落的担忧；其二，是对“黄祸”蔓延的恐惧。霍夫斯塔特指出，在1905至1916年间，美国对日本的恐惧达到顶峰。甚至杰克·伦敦都醒悟到盎格鲁--萨克森所面临的潜在威胁：如果日本人的组织及统治才能驾驭住庞大中国人口的巨大工作能量，其前景是不堪设想的。
    霍夫斯塔特还评析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他认为该政策体现了“进步主义传统用道德术语诠释国家政策的胜利。”关于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必要性，威尔逊称之为一场“使民主在世界更安全”的斗争，从而把美国的干涉“置于尽可能崇高的境界上”。威尔逊告诉美国人民他们并非只是在保护自己，而是作为世界公民，在扬基“责任感”和精神（ethos）的感召下，在他人的长久期待中，履行着对世界秩序及世界民主的广泛责任，正像美国人为自己的制度而斗争一样。[①g]
    路易·哈尔兹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了美国在外交上的弱点。在谈及“美国主义”在外交上的表现时，他认为有两种倾向。第一种表现，作为“生而平等”的民族，美国人有一种心理上的遗产，即一种强烈的自由绝对主义（liberal absolutism）。当产生思想之间的交锋时，这种“思维框架”（frame of mind）会自动产生两种结果：其一，因把外部事物视为不可理喻，便妨碍了美国在国外的创造性活动；其二，在国内它通过对“疑外”心绪的煽动，助长了歇斯底里的发作。第一种表现的根源是“逃离世界”，“逃离欧洲”的孤立主义原则。它建立在一种坚强的信念之上：美国对自由主义的享有正在于她逃脱了病入膏肓的旧世界。
    “美国主义”的第二种表现在进入20世纪后更显突出。哈尔兹指出，因为“美国主义”的绝对道德化倾向，当它接触到世界事物时，“孤立主义”时而被其孪生姐妹“弥赛亚主义”所取代。美国似乎一直在这两种极端中摇摆不定：要么远离外部世界；要么“热情洋溢”地去拥抢世界，“一种绝对的民族道德被激发起来，要么从‘外部’事物前撤退，要么去改造它们，两者不能共处。”
    在论及冷战时期的对苏关系时，哈尔兹指出，因为当前反共产主义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竞争，美国的“思维框架”便提供出简单朴素的观念与对方抗衡。然而，“因为美国自由主义信条不过是一个‘潜在水中’的信念……，显然它是一种不易被其它民族欣赏和理解的理论。”[①h]
    哈尔兹认为，美国目前要回答的问题不是“美国历史是否为我们提供了某些可以‘出口’的东西？”而是“美国历史是否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东西？”[②h]哈尔兹说：“我们不但被告知，美国史为我们提供了‘美国定理’，它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还被告知，我们，而非俄国人，是地球上最革命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