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让我们来进一步分析城市化理论。
    城市化的研究方法是与个案研究相对立的，它是把城市放在宏观的更普遍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当然，城市化首先是人口向城市集中，但是，兰帕德认为只用人口集中为城市化下定义是不够的，如果那样的话，人口集中以后，城市化的进程就该结束了。而实际上，城市化还在继续进行。城市化也不能单纯用物质成就来衡量。兰帕德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城市形成和不断发展的社会过程，他认为是由“手段”和“动机”推动的。从根本上来说，手段是技术的，正是由于技术手段，在短时间内造就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相关的人类活动的热点和形式。动机是指建设城市的动机，它是与乡村对立的，这种建设城市的动机是与城市化的进程始终相伴随的。
    为了能在更广阔的背景中对城市进行研究，城市史学家应该关注更普遍的社会进程，并把被关注的诸多方面组织成可行的研究模式。兰帕德认为，以前，已经有一些历史学家做了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社会学家中的人文生态学派。他举了阿莫斯·H.霍雷（Amos H.Hawley）、奥蒂斯·达德利·邓肯（Otis Dudley Duncan）和利奥·F.施纳尔（Leo F.Schnore）的名字，认为他们已经在“生态复合体”的概念下建立起了一个有用的研究模式。这一研究模式就是分析城市社区。他们把社区看成是基本的社会结构，由于4种因素--技术、组织、人口和环境--不断变化的结果，它们之间的平衡关系不断被打破和重新调整。兰帕德认为，这些社会学家提出的生态复合体为城市史学家提供了一个对社区进行比较研究的框架。这一框架既可以适用于研究美国人口的西进运动，又可以适用于研究人口向城市的运动，可以用它来分析随着工业化而出现的人口在职业、组织和生存行为上的变化。这样，兰帕德就把人文生态学派的研究理论运用到城市化的研究之中。
    在城市化研究的构想中，兰帕德把人口和经济活动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他认为应该用生态学方法进行分析的领域首先是人口和经济活动。例如，他认为城市史学家可以利用生态复合体的模式去探讨移民流动、劳工的地区分配和分化、农业的工业化、制造业以及其他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人文生态学派所说的社会的流动性实际上也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他说，社会流动性不仅应该从个人的职业活动来说明，而且也应该从人口构成的变化和劳动力的结构变化来说明。他还认识到，生产活动中收入分配的变化、福利变化的相关指数，也与这个生态复合体相联系，也能够用生态结构的方法去分析。兰帐德没有把城市中的政治行为看成是城市化本身的组成部分，而是看成相关的其他方面的现象。他说：“不仅是城市化本身，与城市化相联系的现象，例如，对一个广大的社区系统给以指导和管理的官僚等级体制以及其他的功能性组织形式，也可以用生态的方法去分析。”（注：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67,Oct.1961,p.60.）这一点与学界当今的认识有所不同。
    为了推行城市化研究，兰帕德建议采取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研究方法：一是把城市化作为一种社会进程来研究，这就要重点研究人口的集中现象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城市数量的增加和范围的扩大；另一个是用人文生态学的框架对社区进行比较研究，要根据人文生态学家所提到的影响社区发展的那4种特殊的和可计量的参照因素，来研究社区结构和组织的变化。兰帕德特别强调城市与更广阔的宏观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认为城市化不仅应该由它自身来解释，也应该由社会其他方面的变化来帮助加以解释。为此，他比芝加哥学派人文生态学的解释模式更进一步，把人文社区与环境的关系推广到更大的区域范围，而且是同时研究多个城市社区。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他也想到了像加拿大城市史学家凯尔莱斯研究城市网络的那种方法，只不过没有去进行具体的历史研究实践。他说：“社区内部和社区之间的关系也值得我们进行相互依存的研究，这种研究可以使我们获得像发生在‘地区’和‘国家’那种大的集合体中的相似或不同事物的有关知识。”（注：American HistoricalReview 67,Oct.1961,p.61）
    以上，就是兰帕德在他那篇著名的论文中所提出的城市化理论的基本内容。从上面的介绍和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关于城市化的理论直接从芝加哥人文生态学派的思想中获得了启发，或者可以说城市化研究的基本框架是从人文生态学派那里借鉴的。此外，他关于城市化研究的一些概念、术语也是直接从人文生态学理论中承袭的，如构成人文社区的4种因素、人口的流动性，等等。兰帕德的贡献只是在于把原来芝加哥学派有关人文社区与环境的关系，扩大到社区以外，以至于研究一个城市与整个‘地区’或整个‘国家’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兰帕德之所以能写出那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城市史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之所以首先在美国产生，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与芝加哥学派的人文生态学传统分不开的。人文生态学理论为城市化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