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区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性文明要素，有些是共同的，但也有些是不一样的。 例如希腊、罗马是在铁器时代进入文明社会的，而中国、西亚两河流域和埃及的早期文 明都是铜器时代，玛雅文明则是没有铜器的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是典型的城市 国家文明，城市既是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也发挥了商品聚散地的功能。中国的城市 也出现很早，但早期城市只能说是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商品聚散地的功能并不突出 。古埃及的文明则被称为“没有城市的文明”。中国商代的甲骨文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 字，而时代相当晚的印加帝国文明则没有文字，还在结绳记事。过去史学界和考古学界 主要把冶金术、文字、城市等文明要素视为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现在多数同志认 为不能局限于这样几个要素，主张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层面来综合考 虑文明时代的标志。如有的同志提出：密集型的农业、宫殿、宗教祭祀建筑、礼器等等 都是不可忽视的文明要素。还有的同志主张，应该着重从人居聚落的演变来考察文明起 源和文明社会的形成，即从社会尚未分层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开始分化和分层了的原 始宗邑聚落形态，再到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城邑国家形态。我认为，正如我们没有必要 要求中国和世界其他文明古国在跨进文明时代时有共同的标志性文明要素一样，考虑到 中国古代不同地区和民族所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异，我们同样要承认中国各少数 民族在跨进文明时代时也会有各自的标志性文明要素。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各地区和民 族跨进文明时代的标志性文明要素可以随意确定，没有一定的标准和要求。历史是多样 性的统一，文明要素也是如此。文明要素的物化形态可以表现不同，但它必须反映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已经可以提供足够的剩余劳动，以养活一群公共权力机关的代表，并 且显示出这种脱离社会的公共权力机关的存在，这都是不可或缺的。华夏文明是农业文 明，农业的规模发展和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进步是跨进文明社会的重要文明要素。青 铜器和玉器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特别是用青铜和玉制作的精美的礼器，不仅说明 手工业的专业化生产水平已经相当高，而且透露了原始共同体的平等已被社会分层所代 替的信息。城墙意味着一种较高级的聚落形态的出现，但作为公共权力机关的标志，宫 殿比起城墙来显得更为重要。
    第二，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不是一源而是多源；在考古学的龙山时代后期，一些地 区已经显示了向初期文明社会过渡的迹象。（注：有关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初期文明社 会形成的考古资料，我主要借助于任式楠同志的论述。参看任式楠与我和张海鹏同志共 同主编的《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25讲》第一讲《中国史前文化和文明起源 》，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有一个主导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 摇篮在黄河流域。经过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的努力，现在可以肯定，中国古代文明的发 祥地不是一源而是多源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华南地区都发现了文明起 源的历史遗存。我们讲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是多源的，这并不排斥中原地区的华夏文 明在中国古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地位。有的考古学家把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模式概括 为“多元起源，中原核心，一体结构”。这个概括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至于中原华夏文 明在众多文明发祥地之中为什么会脱颖而出，居于核心地位，并向周边地区产生辐射影 响，除了其有利的地理位置之外，还有什么原因，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的。
    中国是亚洲栽培稻起源地之一。南方地区发现了先民从采集食用野生稻到驯化形成栽 培稻的考古依据，使我国的农业起源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江西万年仙人洞、广东英 德牛栏洞和湖南道县玉蟾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都发现了近似栽培稻的遗存。湖 南洞庭湖地区的彭头山文化，年代在公元前6000年以前。澧县彭头山文化发现了上万粒 较完好的稻谷和米粒。前5000至前4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前段，农业文化已获得全面大 发展。重要的文化遗存有：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早期遗存，黄河下游的北辛文化和大汶 口文化早期遗存，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前期遗存，长江下游的马家滨文化、河姆渡文化 ，西辽河流域的新乐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前期遗存等。
    龙山时代后期，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取得了新的进展。考古学家通过碳13测定，证明 陶寺文化居民的食谱中小米、高粱的摄入量比仰韶文化早期半坡的居民有很大提高。这 个时期南方的稻作农业也有显著增长。良渚文化常见新颖的三角形犁状器，可能已出现 人挽犁耕。海岱龙山文化的黑陶器，制陶工艺已经达到很高水平。铜器手工业开始兴起 。玉器工艺显著发展，良渚文化的玉器总量达万件，有30多个品类。龙山文化山东邹平 丁公发现的陶文，5竖行11字。良渚文化多处发现刻划陶文约30多字。大汶口文化的陶 文有的是明显的合体字涵义，可能与祭祀、礼仪或族团标帜有关。从墓葬的考古资料中 看出，这个时期已经有了雏形的礼制。襄汾陶寺墓地发掘墓葬1300座，从墓坑、葬具和 随葬品可以看出，当时聚落内部已有明显的贫富分化，并且已出现了公共权力的代表。 良渚文化余杭反山、瑶山的高土台墓地，随葬大量玉器。反山一座大墓出土一件专门雕 刻完整神徽的玉钺和玉琮，被誉为“钺王”和“琮王”，估计是墓主人王权、军权和神 权的象征物。
    龙山时代后期，具有地区统治中心地位的城址和特大型聚落的涌现，大体反映了文献 记载中五帝时代后期万邦林立的状态。夏代已经进入文明时代，这在历史文献上是有记 载的。从商代社会的发展水平来看，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它之前的夏代已经形成文明社 会。夏代的文物遗存，考古学家一直在探寻和研究。根据文献记载，夏人的主要活动地 区是在豫西和晋南。1950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这两个地区做了大量的田野发掘工作。 现在基本上能够肯定的是：在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和商代青铜器文化之间，确有另一 种文化层。大多数学者认为，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一至第四期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 遗存，便是夏文化。夏商周断代工程课题组阶段性研究成果认为，夏年代为公元前2070 至前1600年，尽管有的学者还有不同意见，但这个断代年限可以说是现有研究基础上比 较可信的论断。当然，应该说明的是，考古学的断代和历史学的断代不能完全等同。正 如有的考古学家所说的，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有很复杂的原因，它可能是政治实体扩张的 结果，也可能是族群迁徙的反映，还可能是文化因素的传播，因此考古学文化的分布与 王朝统治地域不能等同对待。有关夏文化遗存的发现，至今还没有能够直接印证夏王朝 的历史发展。看来夏朝历史的印证，包括夏朝兴亡年代的研究，还需要有更多的指认性 的考古材料来支撑，最重要的恐怕是需要有可以证实或证伪有关夏朝历史文献记载的原 始文字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