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的《认识危机》一文很富挑战性，在海内外学者中既引起争论，也找到了赞同者。应该承认，他主张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不应“把中国历史套入斯密和马克思的古典理论”，“目标应立足于建立中国研究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意见有其积极意义。他所提出的过密型商品化与糊口农业长期并存、城市工业化与乡村不发展长期并存的悖论现象，也是值得重视的现象。在以往明清经济史的研究中，我们通常着重考察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忽视劳动生产率是否提高，只注意某些城镇手工业专业化的发展而忽视传统经济结构是否真正发生了转型。以20世纪50-60年代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来说，有的学者对 丝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但日本学者西k1n205.jpg定生通过自己的研究早已指出，明清时期的棉纺织业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民间仍是男耕女织传统经济的延续；产品虽然转化成为商品，却维持和巩固了封建生产方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特色的封建国家来说，广大农民赖以为生的棉纺织业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其意义显然要比丝织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重要得多。
    黄宗智所谓“没有发展的增长”的提法很难不引起争论。明清时期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没有导致封建生产方式的解体和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其原因显然不是用人口压力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就能说清楚的。商品化蓬勃发展的地区是否都存在着人口压力？经济作物的经营增加了劳动力的投入，是不是一定都导致农民家庭劳动生产率的边际报酬递减？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于实证研究的证明。“发展”和“增长”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也很难确定：“发展”通常会有“增长”，“增长”也可以说是“发展”。黄宗智指出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一种悖论现象，但他并没有解决为什么中国只出现稀疏的资本主义萌芽而没有走上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的难题。
    继黄宗智的《华北》、《长江》两书和《认识危机》之后，华裔美国学者王国斌出版了《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1997年），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出版了《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1998年），英国学者麦迪森出版了《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1998年）。这几本书都从一个新的视角对中国前近代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看法，并且引起了中国经济史学者的巨大兴趣。
    王国斌在比较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史时，强调“只有相似与差异都得到承认，才可能为比较确定标准”。他认为近代早期的欧洲和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变化的动力颇为相似，直到19世纪，它们才变得截然不同。16至18世纪，欧洲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都适用亚当·斯密的增长理论，即贸易和市场的扩大，通过交换中的比较优势，促进了分工和专业化，由此而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王国斌引用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在工业革命之前，有一段“原始工业化”的历史。中国和欧洲一样，都存在过原始工业化的过程。但欧洲由于历史的机遇，由原始工业化走上了近代工业化的发展道路，而中国的情况则不同。
    王国斌不赞成明清经济史研究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说。他批评中国学者“过多地为没有发生的事情焦虑”，“没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来对确实发生了的事情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而确实发生了的事情，在最终的分析中，又是能够与各种发展可能性联系起来的具体背景”。他还指出，学者们有时“夸大了欧洲发展的容易性”。应该说，王国斌的上述批评是颇中肯綮的。我们以往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往往用过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寻找各个地区、各个产业部门的资本主义萌芽，而并没有对“确实发生了的事情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是与我们的如下情结分不开的：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从逻辑上说，中国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可以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的。从历史实际说，至晚在明清之际的某些手工业部门，也确实可以找到资本主义萌芽。但某些手工业部门稀疏地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要实现社会的转型，还需要具备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思想文化的条件。如果有些条件不具备，或者发生了另外一些引起变数的条件，所谓“缓慢地发展”也就可以变成看不到尽头的“缓滞”。马克思曾经指出，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但是“商人资本的发展就它本身来说，还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7]（P366）。他还说：“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12]欧洲的资本主义萌芽最初出现在地中海沿岸，但是标志近代工业化的工业革命却是始于英国，产生于18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中叶。我们以往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只停留在寻找哪些地区和哪些行业有了资本主义萌芽，而却忽略了这些“萌芽”为什么没有成长和壮大起来的原因的分析。结果也就成了对“确实发生了的事情”并没有能够“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西方学者所提出的“原始工业化”或“早期工业化”的理论，指出英国工业革命的经验并没有普遍意义，这对于欧洲以外的国家近代社会转型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把这个理论应用于我国前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显然有助于我们突破过去“资本主义萌芽说”的局限，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13]但这个理论在国外也遭到了不少批评，暴露了它的一些理论缺陷。依我看来，它的一个最重要的缺陷，是回避了对“原始工业化”（“早期工业化”）生产方式性质的分析。持这种理论的学者认为，原始工业化（早期工业化）是近代工业化之前的一个历史阶段，但它并不必然导致近代工业化。可是人们要问，原始工业化（早期工业化）究竟是封建主义的“工业化”，还是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工业化”？如果是前者，在封建社会的初期（如中国的战国秦汉时期），是否也存在这种“工业化”？如果是后者，它与我们原来所说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工业化”又有什么区别？对于上述问题没有加以说明，只是用一个“原始工业化”或“早期工业化”的概念来代替封建社会经济结构是否发生松解和变化的历史过程的研究，显然不能真正解决传统经济是如何向近代经济转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