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历史时代都不会只存在一种生产方式，而可能是几种生产方式并存。但“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10]关于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是分期讨论中争议最大的问题。分歧的焦点其实并不在于命名，我们可以采用马克思所使用而又能为大家所接受的“古代社会”来指称原始社会瓦解以后和封建社会以前的历史阶段。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是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是什么？经过几十年来的讨论，在这方面并不是毫无收获而是积累了不少成果值得我们梳理的。比如说，商周的主要农业劳动者众人和庶人，虽然也还有学者认为其身份是奴隶，但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认为他们是公社成员或平民而不是奴隶。如果这后一种意见能成立的话，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考察，众人和庶人是有一定人身自由和公民权利的私有者，还是像马克思在谈到亚细亚财产形态时所说的，作为共同体的成员，他们不但没有私有土地，而且他们本身就是“作为公社统一体的体现者的那个人的财产”[11]。还有，在发生军事征服的场合，被征服族的众人和庶人的身份是否会发生变化；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可以期待经过深入的讨论，有可能获得共同认识的。
    关于封建社会，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历史文献上的“封建”指封邦建国，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完全是两码事，所以不应套用封建社会的名称。这种意见是很难令人信服的。近代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所使用的许多词汇，都和历史文献的本意不尽相符，有的意思甚至截然相反。比如“民主”一词，见于《尚书·多方》，原意是民之主宰，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意思正相反。再如“革命”一词，历史文献的本意是顺天应人而改朝换代，与我们今天所说的“革命”意思也相去甚远。如果因为我们所使用的这些名词意思与历史文献不符，都要改正，岂不是乱了套？“封建社会”一词，大概是始于日本学者所翻译，再传播到我国的。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封建社会，根本问题要看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这个基本特征就是封建的生产方式，而不必非是欧洲的封君封臣制度和庄园生产组织不可。我国学者无论是主张西周封建论，还是主张战国封建论或魏晋封建论，都着眼于封建生产方式（领主制或地主制），这完全无可厚非。如果认为只有具备西欧封建制的那些特征，才算得上是封建社会，这岂不是把封建社会形态当作欧洲的专利品吗？
    由于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何时取代奴隶社会，乃至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这些问题，长期争论不得解决，有的人就认为讨论这些问题是劳而无功的“伪问题”、“假问题”。在这些人看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是一种历史哲学，是一种意识形态，与客观的历史无关。其实，历史研究如果不停留在一些具体史实的考据层面上，如果想对一些历史现象进行深层次的因果关系和规律性的探讨，无论哪一个史学家，也不管他自觉或不自觉，都是要受一定的历史哲学、一定的意识形态支配和影响的。而这种探讨，如同人文科学许多问题的探讨一样，是不可能也无需求得一个大家公认和不可更改的结论的。比如东西文化的比较问题、中国的国民性问题，不也是讨论了几十年而并没有取得共识吗？难道也能因此就说这些问题是“伪问题”、“假问题”？还有的人说，讨论社会经济形态问题是“假问题”、“真学问”，这种说法也很奇怪。既然承认社会经济形态的讨论推动了一些断代史和专门史研究的深入，并且有许多收获，是“真学问”，这些问题又怎么能说是“假问题”呢？胡适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假设的问题尚且不能说是“假问题”，把没有得出结论、但讨论不断在深入并且有不少收获的问题说成是“假问题”，在逻辑上也是很难说得通的。
    我们主张用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作指导来划分历史发展阶段，揭示不同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并不意味着要把丰富多彩的历史剪裁成社会发展史的公式。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经济学和历史学的研究要从具体的表象上升为抽象的规定，然后又要从抽象回到具体，“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概念是历史现象的抽象，但概念“也同样会发生变化与转形。我们不把它们封在硬结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阐明它们”。如果说我们的历史研究曾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的毛病的话，那是我们史学工作者要端正学风、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问题，不能怪罪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用中国的历史经验来丰富和推进唯物史观理论，这才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
    三、前近代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
    1991年，英国华裔学者黄宗智发表《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回顾了数十年来中国和西方学者有关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些主要理论模式和认识，对“封建主义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都提出了质疑。所谓“封建主义论”就是认为封建自然经济在明清时期一直占优势，甚至延续到了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萌芽论”则是认为明清时期封建经济结构中已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只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才打断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黄宗智原先出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两书，在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外学者中颇有影响。上引《认识危机》一文对他原先的观点作了进一步发挥，但也有所修正。此文发表后，引起了我国经济史学界的广泛注意。
    黄宗智认为，明清的历史经验证明，商品经济不一定由资本主义式的谋利生产单位推动，它也可能由谋生存的小农家庭生产单位推动。它不一定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可能促使小农经济进一步过密化。他把这种伴随人口压力而来的过密型商品化，称为“ 没有发展的增长”。它既有资本主义萌芽（或早期现代化）的一面，也有封建主义（或传 统经济）停滞的一面。黄宗智进一步指出，商品化会导致近代化的构想是贯穿“封建主义论”与“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共同规范信念。但实证研究证明，中国近代社会存在着商品化和经济不发展这一对悖论现象。这种悖论现象使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规范信念产生了危机。在黄宗智看来，这种认识危机源于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理论模式都不适用于中国的历史实际。工农业连同发展、城乡一起近代化是英国的经验。中国19世纪后期以来城市工业虽有所发展，但农村经济始终停留在过密化而没有发展的增长。过密型商品化可能通过充分地利用家庭劳动力而带来较高的家庭收入，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作日生产率和收益的发展，因而农民的糊口经济也不可能向近代经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