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移民实边。为防御匈奴，晁错还向文帝提出徙民实边的建议：“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其势易以扰乱边竟（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人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俘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注：《汉书》卷49《晁错传》。）其办法是：（1）在边塞“要害之处，通川之道”，建立城邑，每个城邑安置移民“毋下千家”。（2）对徙边的移民，要“先为室屋，具田器”，提供居住及生产条件。（3）愿意徙边的移民，凡有罪者，免其罪；无罪者，“赐高爵，复其家”，而免除赋役。（4）对初迁的移民，“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等等。晁错的这些建议被采纳后，“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注：《汉书》卷49《晁错传》。）不仅有助于加强边境的防御力量，而且对安定社会秩序也是有利的。
    （三）选将、练兵。治兵之要，“教戒为先”，准备打仗，必须提高官兵的政治素质和战斗能力。晁错在向汉文帝言兵事时，非常强调选将、练兵的重要性。他说：“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又云：“臣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与金鼓之指相失，此不习勒卒之过也，百不当十。兵不完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可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无矢同；中不能入，与无镞同；此将不省兵之祸也，五不当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晁错在分析匈奴与汉军的优劣、长短后又指出：“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之术也”。为更好地反击匈奴，他还建议要用降胡、蛮夷为兵，认为：“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省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注：《汉书》卷49《晁错传》。）
    西汉前期，汉廷采用南抚北守、以防为主的边防战略，若从军事上看，是消极的，因为这种单纯的“安抚”、“防御”，往往造成被动挨打。但从总体上看，却有其积极一面，体现了无为政治和与民休息的治国方针，特别是对匈奴实行“和亲”与防御交互运用，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发展经济，也赢得了积蓄力量的空间，为此后汉廷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做了必要的准备。
    二
    通过汉初几十年的积蓄，至汉武帝即位之初，“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朽不可食”。（注：《汉书》卷24《食货志上》。）同时，封国势力相继削弱，内患得到消除，中央集权统治进一步稳定，汉王朝的综合国力空前强大。所有这些，都为消极防御转入主动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元光二年（前133），武帝诏问公卿曰：“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亡已。边境被害，朕甚悯之。今欲举兵攻之，如何？”（注：《汉书》卷6《武帝纪》。）此后又多次诏曰：“夷蛮无义，所以来久。间者匈奴数寇边境，故遣将抚师。”“今中国统一，北地未安，朕甚悼之。”（注：《汉书》卷6《武帝纪》。）还说：“汉家诸事草创，加以四夷侵凌中国，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注：《资治通鉴》卷22。）汉武帝的战略反攻思想，本来在这些诏令中已说得很清楚，但这一决策思想的提出，并末使所有的大臣一时都能接受。于是在臣僚中出现了“主战”与“言和”之间的激烈争论。
    大行王恢力主反击匈奴。他说：“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背约，不如勿许，举兵击之。”“今以陛下之威，海内为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边守塞，转粟挽输，以为之备，然匈奴侵盗不已者，无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窃以为击之便……夫匈奴独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国之盛，万倍之资，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犹以强弩射且溃之痈也，必不留行矣。”（注：《汉书》卷52《韩安国传》。）
    但御史大夫韩安国则主张“和亲”，认为不击匈奴为便。他说：“千里而战，即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足，怀鸟兽心，迁徙鸟集，难得而制。得其地不足为广，有其众不足为强，自上古弗属。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势必危殆。臣故以为不如和亲。”“臣闻高皇帝尝困于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数所。平城之饥，七日不食……故乃遣刘敬奉金千斤，以结和亲，至今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尝一拥天下之精兵聚之广武常谿，然终无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无不忧者。孝文寤于兵之不可宿，故复合和亲之约。此二圣之迹，足以为效矣。臣窃以为勿击便。”又云：“且匈奴，轻疾悍极之兵也，至如飙风，去如收电，畜牧为业，弧弓射猎，逐兽随草，居处无常，难得而制。”“今将卷甲轻举，深入长驱，难以为功；从行则迫胁，衡行则中绝，疾则粮乏，徐则后利，不至千里，人马乏食……”（注：《汉书》卷52《韩安国传》。）
    由此可见，在对匈奴的和、战问题上，建元末、元光初年间，大臣们的思想交锋相当激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是由于双方对战争本身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态度所致。“主战”的王恢，从维护华夏主权的利益出发，充分肯定战争的意义。“言和”的韩安国，对战争的认识和态度则完全不同，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衡量以上两种观点，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采纳、支持了王恢的建议，最终确定了“主力伐胡，开拓边疆”的战略思想和重大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