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宋恕所思考的问题还较接近“文以载道”的传统，高凤谦于1908年撰文，则从全新的时代角度论证“偏重文字之害”。他认为当时中国“凡百事业，皆求之于文人，必多废事；有为之士，专力于文章，不屑稍治他业，必多废材”。高氏预感到有人会提出疑问：“西学东来，少年之士鄙弃旧学，识者方以国粹不保为忧，今乃倡轻文之论，国学无乃失坠乎？”他以为不然，“吾之所谓重文太甚者，非谓文之不足重，特不可因重文之故，而轻视他科学”（注：高凤谦：《论偏重文字之害》，《东方杂志》5年7期（1908年8月），收入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3卷，三联书店，1977年，12页。）。这样的辩解当然不足以解除其所论对“重文”传统的威胁，盖高氏恐根本不认为“文”可以“载道”，而其所言在那时有相当的代表性，中国“文字”所面临的压力是非常明显的。
        以诗文著称的樊增祥本认为“吾中国事事不如外人，独伦理词章，历劫不磨，环球无两”，但对中文的前途已充满担忧：“比来欧风醉人，中学陵替。更二十年，中文教习将借才于海外矣。吾华文字，至美而亦至难，以故新学家舍此取彼。然人人畏难而不学，将来公卿之奏议、郡县之申详、私家之议论、友朋之书札、名人之碑志，举以鄙倍枯涩凌杂苟简出之，是使当世无文章而后世无史料也。”（注：樊增祥：《秦中官报序》（光绪三十年正月）；《批高邮州学正王同德世职王传忠禀》（作于光绪三十四年六月樊任江宁布政使后），《樊山政书》，宣统庚戌（约1910年）刊本，无出版地，卷7，4页；卷20，40-41页。）惟对于更多时人来说，“当世无文章而后世无史料”实非中国眼前之急需，倒是樊增祥所承认的“吾中国事事不如外人”才是必须立即改变的现状。就连吴汝纶这样的桐城文派大家也说，“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吾国所独优。语其实用，则欧美新学尚焉。博物、格致、机械之用，必取资于彼，得其长乃能共竞”（注：《清史稿·吴汝纶传》卷486，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13444页。）。
        这就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时代紧张：一方面，在西来的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下，语言文字被赋予“立国之本”的重要意义，大大提升了“文以载道”和“因文见道”的传统观念（随着西方近代国家观念的传入，“道”本身的含义也在转变，而“文”已几乎等同于“道”了）；另一方面，由于外患日深，“文字”显然与“退虏”、“送穷”等当下的需要颇有距离，且过于重文的习惯行为已被认为妨碍了实用方面的发展。吴汝纶与樊增祥一样珍重中国之“文”，然其意在以“实用”为急务是很明确的；实用即意味着追随“欧美新学”，于是这“独优”的本国语言文字很快就因与学习西方的取向似有冲突而受到更多新学少年的冲击，沦落到需要“保存”的地步。
        那时世风的转移非常明显，由译学馆派出游学的陈祖良已观察到，“倾心洋文，吐弃科学，吾国人之通病”。他以为，“科学不备，虽通洋文，无能为也”。而任教于天津北洋客籍学堂的孙雄在1907年发现，该校学生“资禀稍胜、根柢稍厚者，多并日劳神以治洋文”。他承认这些人“意非不甚善，然今日求学，不必遽语高远求大用也，但冀具完全之人格而已。中国文与外国文，分定课程，两无偏重，琢磨砥砺，自能日新”（注：孙雄：《北洋客籍学堂识小录叙》，《政艺通报》丁未年14号，39张。）。在陈氏的观察里，与洋文对应的还是“科学”，与前引高凤谦所言相近，而孙氏所见则是轻中文以治洋文。此时提倡中外文两无偏重已意在袒护中文，与开办同文馆时的世风截然相反；且孙氏所说的中文、洋文大体是中学、西学的近义词，学界中西之间的权势转移已至为清晰。
        邓实早在1903年即观察到：“海市既开，风潮震撼，吾国不学之士、无良之民，浸淫于蟹行之书，病祖国言文之深邃，反欲尽举祖宗相传以来美丽风华光明正大之语言文字废之而不用，而一惟东西之言文是依，以为夷其言语文字即足以智民而强国。”（注：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语言文字独立》，《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七》，174-175页。）可知中文“不优”甚至当废的观念先已在流传，既存研究一般较关注吴稚晖等几年后提出的废弃中国文字而改用万国新语（今称世界语）的主张（注：参见罗志田《清季围绕万国新语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1年4期。），其实吴氏等人不过是将那时已存在的类似观念更系统而明确地表述出来而已。也因此，一些中国士人试图保存这一“独优”文字的努力还先于欧化派不久的直接进攻。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章太炎于1906年在东京主持“国学讲习会”，专讲“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及“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章士钊起草的《国学讲习会序》说：“夫一国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国有独优之治法，施之于其国为最宜；有独至之文词，为其国秀美之士所爱赏。立国之要素既如此，故凡有志于其一国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习其文词；苟不尔，则不能立于最高等之位置，而有以转移其国化，此定理也。中国立国已二千年，可得谓无独优之治法乎？言治法犹晦，中国之文字，于地球为特殊，可得谓无独至之文词乎？必曰无之，非欺人之言，则固未之学也。”（注：章士钊：《国学讲习会序》（1906），《章士钊全集》（1），文汇出版社，2000年，176-177、179页。）
        然而任何士人对“实用”这一时代需要也不能不有所因应，刘师培在1905年已提出一种文字分工、用古文以保存国学的主张，他引斯宾塞之言，认为文字进化与通常的天演之例不同，呈现“由文趋质、由深趋浅”的趋势。中国宋儒语录和元代词曲之盛兴，“皆语言文字合一之渐也。故小说之体，即由是而兴；而《水浒传》《三国演义》诸书，已开俗语入文之渐”。故“就文字之进化之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昔欧洲十六世纪教育家达泰氏以本国语言用于文学，而国民教育以兴。盖文言合一，则识字者日益多。以通俗之文推行书报，凡世之稍识字者，皆可家置一编，以助觉民之用，此诚近今中国之急务也。然古代文词，岂宜骤废。故近日文词，宜区二派：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庶前贤矩范，赖以仅存。若夫矜夸奇博，取法扶桑，吾未见其为文也。”（注：刘光汉：《论文杂记》，《国粹学报》1年1期。）
        这样一种应用与保存并行的取向并非刘师培一人独有，四川提学使赵启霖于宣统二年（约1910年）奏请设存古学堂时说：“国文盛衰之故，与国力之强弱相因：强国之文日见其扩张，则弱国之文日见其消缩。东西各国，每务推广其文字之实力，以恢拓其国力。我不亟图维持国学，将输入之文，既有喧宾夺主之患；固有之文，反有礼失求野之时。议者谓文学但取适用，若中国经籍之浩博、文理之渊深，不必汲汲焉专精以从事。不知中国之所以立国，既在文教，若举数千年优美独到之处，任其消蚀，将来更无以动人民思古之念、而激志士爱国之心。故普通之文学，以适用为宜；而精谐之文学，尤以保粹为要。”（注：《四川提学使赵启霖详请奏设存古学堂文》，《四川教育官报》宣统二年（约1910年）72期，收入朱有ｈｕáｎk3m604.jpg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517-518页。）赵氏的观念与国粹学派的基本主张极为相似，他虽未必直接受刘师培前引文的影响，但多半接触过《国粹学报》一类印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