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凤谦也主张“文字有二：曰应用之文字，曰美术之文字。应用之文字，所以代记忆、代语言，苟名为人者，无不当习知之，犹饥之需食，寒之需衣，不可一人不学，不能一日或缺也。美术之文字，则以典雅高古为贵，实为一科专门学，不特非人人所必学，即号为学者亦可以不学”。世界万国“视文字之重者，无如我国；而识文字之少者，反无如我国。虽曰文字艰深，学之不易，亦以应用之文字与美术之文字混而为一故也”。他断定，“欲文化之普及，必自分应用之文字与美术之文字始”。而“欲百业之兴起，必自视美术之文字与各科学等始”（注：高凤谦：《论偏重文字之害》，《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3卷，11-14页。）。不过，与刘、赵不同的是，高氏显然无意于保存，而着眼于更加面向未来的“百业之兴起”。
        严复早在其《天演论序（手稿）》（1896年）中论中国“古书难读”时，已指出“书言不合”导致“故训渐失”（注：严复：《天演论序（手稿）》，《严复集》5册，1412页。）；他也认为“文辞”分雅俗两类，然却无意“修俗语以启瀹齐民”。梁启超在壬寅年（约1902年）的《新民丛报》上推介严译时，便指责其文过求渊雅，非多读古书之人难以索解。严复则以为，“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翻译虽不必“慕藏山不朽之名誉”（此谦词也，意实反之），但也不能苟然为“言庞意纤”的“报馆之文章”。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他明确其所译乃“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使其目未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注：按严复根本认为“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回于庸夫之听。非不欲其喻诸人人也，势不可耳”。这是其与刘师培等人一大不同之处。《严复致梁启超》，壬寅年三月，《严复集》3册，516-517页。）。
        这一雅俗之间的选择可能受吴汝纶影响，严复曾向吴请教翻译时如何斟酌文字，吴以为文之雅洁最要，“若名之为文，而俚俗鄙浅，荐绅所不道，此则昔之知言者无不悬为戒律，曾［国藩］氏所谓辞气远鄙也”（注：《吴汝纶致严复》，1899年4月3日，《严复集》5册，1564页。）。许之衡于1905年论“文学”之“改良”则说，文学“宜适晚近，不宜返之皇古。虽不必效东瀛之文体，然亦当为智识普及起见，宁失之平易，无失之艰深。盖我国识字者太少，识古字者尤少。必字字返之古义，无亦与文字进化之公例不符且窒碍滋多耶？”（注：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1年6期。）许氏与严复态度相反，然两人均于二分之中仅取其一，与刘师培等人分而适应不同群体的取向有相当区别。
        以当时的世风言，废弃汉文的主张仍嫌激进，或难得广泛的呼应，而有些无形的影响反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导致汉文的变色。实藤惠秀后来注意到，无意中的重复出现正是最后使中国人接受日本新名词的主要途径。他举例说，《译书汇编》在刊登翻译日文《经济学研究之方法》一文时，特说明“经济云者，理财或富国之义，因原文通用此名，故仍之”。梁启超便屡次试图纠正以“经济”译economics，该文译者显然对“原文”这一含义有所保留，但既为方便而“仍之”，则该词的反复出现（仅译文第1页便出现12次），终使读者习而不怪，最后达到不约定而俗成的效果。故“中国人虽然对这个日本词汇反感，而且企图改用其他词汇，可是在日本书的中译本内，却到处可见‘经济’一词，最后他们还是照日本词汇的老样子使用”（注：参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311-312页。）。
        当年已有中国人虑及此意，赵启霖便提出，当时新学堂中“各种学科多用译本，学子操觚率尔，非特捃摭新词，竞相仿效；即文法句调，亦受病于无形”（注：《四川提学使赵启霖详请奏设存古学堂文》，《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辑下册，517页。）。对于没有“旧学根柢”且尚在学习怎样表述其思想观念的少年学子来说，新旧中西之“学”与其表述方式实际是共生并存，在修习新学的过程中自然而“无形”地学会了其“文法句调”，也就等于摒弃了过去那“精谐之文学”。陈独秀后来说各种旧事物皆“一家眷属”，确有所见。在新旧对立之时，双方在相当程度上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样，对“捃摭新词”和仿效翻译教科书“文法句调”的流行做法都不能不进行反击。那时的教科书译本主要来自日本，许之衡所谓“效东瀛之文体”，即刘师培不承认其“为文”的“取法扶桑”，正是当时不少士人奋起抵制的一大倾向。
        二抵制东瀛文体
        “东瀛文体”的一个重要特色即赵启霖所说的“捃摭新词”，而较多新词的出现大概始于制造局之译书，传教士和新式报刊也起了相当作用。樊增祥曾指出，“中国文字，自有申报馆而俗不可医；然犹不至于鹦鹉改言从靺鞨，猕猴换舞学高骊也。迨戊戌以后，此等丑怪字眼，始络绎堆积于报章之上。无知之物，承窍乞余，相沿相袭”（注：樊增祥：《批学律馆游令课卷》，《樊山政书》卷6，25页。）。其实还不止报章，早在科举改试策论时，叶德辉就发现，“今日之试卷，满纸只有起点、压力、热力等字”。他并不欣赏所谓“时文”，盖许多不以八股文见长的“高才博学，坐是困于场屋；而揣摩之士，乃捷足得之”。然改试策论而满纸新名词，不过改变揣摩对象，“同一空谈”，其弊相等（注：叶德辉：《郋园书札·与皮鹿门书》，《郋园全书》汇印本，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1935年，12页。）。
        当年新派讲学，同样要以新名词装点。戊戌年皮锡瑞在南学会讲学，便强调“讲学是孔门及汉、宋诸儒旧法，并非奇怪之事”。且“必先讲学，乃能开智；必先开智，乃能自强。此虽老生常谈，实是一定道理”。而“欲讲商学、农学、工学，亦宜先从我辈讲学起点”。皮氏乃不谙新学的经师，述“老生常谈”时已杂入“起点”这一新名词，颇能体现当日趋新者风气之一斑（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六日，《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2辑，127页。）。
        在叶德辉看来，这正是以胜负决文野的结果：“甲申之役，法败而中胜，则中国进于文明；甲午之役，中溃而日兴，则中国沦于半教。”本来中外既已兵戎相见，“非我族类，仇视宜然。独怪今之谈时务者，若祖若父，本中土之臣民；若子若孙，皆神明之嫡脉。而亦幸灾乐祸，人云亦云”。其议论撰文，“自称支那；初哉首基，必曰起点。不思支那乃释氏之称唐土，起点乃舌人之解算文。论其语则繙译而成词，按其文则拼音而得字。非文非质，不中不西”。实不啻东施效颦（注：叶德辉：《郋园书札·答人书》，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