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那些主张保存国粹的士人虽然未必同意中国所固有者已转移到日本之说，但大体接受并宣扬了真孔学在定于一尊之后便已失传的观念，而希望复兴原初的古学（注：参见罗志田《从无用的“中学”到开放的“国学”：清季国粹学派关于学术与国家关系的思考》，载《中华文史论丛》65辑（2001年3月）。）。他们中一些人正是从日本对华影响的整体性上看到了威胁之所在，黄节即喊出“亡吾国学者在日本”的警告。他认为，一国之立，必有其立国之精神，灭之则亡种亡国。而英俄灭印度裂波兰，“皆先变乱其言语文学，而后其种族乃凌迟衰微”。当西潮东侵时，已是“外族专制之学说”的中国学说面临“共和立宪之文明，相形之下，优劣之胜败立见也，则其始慕泰西。甲午创后，骇于日本，复以其同文地迩情洽，而收效为速也。日本遂夺泰西之席而为吾之师，则其继尤慕日本。呜呼，亡吾国学者，不在泰西而在日本乎”（注：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1年1期。）！具有诡论意味的是，已注意到日本威胁的黄节大体仍接受了源于日本的观念，以为中国学之不竞是因为真古学已经失传。
        黄节所观察到的一方面“骇于日本”，同时又因“同文地迩情洽而收效为速”乃倾慕日本的情形，正是日本影响巨大而持久的原因所在。此后留日学生在中国军界、政界、财界以至文坛，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直到1915年日本欲迫使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才从根本上损毁了其长期的影响力，直接导致不少留日学生变得仇日。许多留美学生恰在那段时间陆续回国并开始发挥重要作用，顾维钧在政界的迅速上升和胡适在学界的“暴得大名”，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一种进行中的权势转移--美国在华影响的上升和日本在华影响的下降（注：说详罗志田《“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载《新史学》（台北）3卷2期（1992年9月）。不过，日本的潜在影响仍是相当广泛的，据张君劢回忆，一战后梁启超游欧期间，在见了法人柏格森后到德国，忽然想起“日本人所著欧洲思想史中，必推柏格森、倭伊铿两人为泰山北斗”，既已见前者，不可不一见后者。于是又联系了与倭伊铿的会面。则民初一度影响中国思想界甚多的这两位哲学家原来先就特别受日本学界的关注，这是非常值得认真探讨的。参见张君劢《学术方法上之管见》，载《改造》4卷5号（1922年1月）2页（文页）。），这是后话。而清季部分朝野士人很早就警惕日本影响的威胁，并在向其学习的同时试图有所抵御，很大程度上即因语言文字在思想言说中地位上升而得到关注使然。
        在四川提学使赵启霖看来，国文的衰落与新学堂的设立和留学政策都有关联，他说：“立国于世界，其政治、学术、风俗、道德所以经数千年递嬗而不可磨灭者，莫不寄于本国之文字。其优美独到之所在，即其精神根本之所在。非是则国无以立。中国以文教立国，政治、学术、风俗、道德见于经传记载、足以匡扶世教、范围事理者，甲于五州，实由国文之优美，迥绝于五洲。”自废科举“广设学堂，采东西各国科学，期于取长补短，宏济时艰。而风会趋新，后生厌［旧］，故学校虽逐渐推广，国粹反日就湮微。加以数十年来，负笈出洋之士既多，其间卓绝坚定者不可谓无人；至于浅中弱植之徒，无旧学以培其根柢，而浸淫于彼国之文化，归国以后，辗转灌输，于是吾国文学愈有日即于萎缩之势”（注：《四川提学使赵启霖详请奏设存古学堂文》，《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辑下册，517页。）。这里所谓出洋之士，基本应指留学东洋者，盖留学西洋而较有影响者如严复，正以古文著称，且在抵御东瀛文体方面，与主张保国粹者尚属盟友。
        从前引宋恕所言看，他早已注意到清季“痛摈文词”的取向虽有理学先儒开其端，然也受“日本言文一致派泰斗福泽谕吉氏等”之影响；这将造成“古书将无人能读”的结果，则“于海外望国皆先振古学、后发新知之进化历史亦不合”（注：宋恕：《粹化学堂办法》（1905年），《宋恕集》上册，378页。）。宋恕所谓的“海外望国”也包括日本，但“先振古学、后发新知”的进化历史榜样更多是指时人常挂在口中的欧洲“古学复兴”或“文学复古”。既然日本也不过是学西方，则欧洲榜样应该更有说服力也更具“正当性”，而注重本国文字或文学正是欧洲复兴榜样的重要组成部分（注：参见罗志田《中国文艺复兴之梦：从清季的“古学复兴”到民国的“新潮”》，待刊。）。在具体的实践层面，宋恕其实更多主张学习日本，故其未必是有意识地用欧洲榜样来针对日本榜样；但在潜意识层面，这一表述所隐喻者相当意味深长，与国粹学派一面试图效法日本、一面又欲与日本有所区别的整体心态非常接近。
        两广总督张人骏于光绪三十四年（约1908年）就日本人起草的《大清新刑律草案》上奏说，“法律者，所以范围天下；必须官民共喻，然后共知遵守。今《草案》悉仿东瀛，名词新异，语复拗折”，其中一些词汇不过是“中国衢巷俚俗之谈”。重要的是，“以特议一代之宪章，乃全袭他人之文法，似非政体所宜”。且此次“更订刑律，期与各国政治跻于大同。今专仿东瀛，实与欧西迥异。非独中国臣民素所未习，凡通商诸国亦无一与之同文；与其效法一国而令各国莫能相通，何如仍用中文而另备译本之为愈”（注：此奏折收入刘锦藻编撰《清朝续文献通考·刑考》卷247（台北新兴书局，1959年影印本，9924页）。）。其后面的论证颇类似宋恕的思虑，但表述则明白有力得多：如果“专仿东瀛”与效法和适应“欧西”相冲突，应该做出何种选择，对很多时人来说是已有答案的问题。
        将欧洲“古学复兴”与日本明治维新并论是不少清季士人的习惯，惟在涉及本国语言文字一面，西洋与东洋榜样对中国人而言存在着重大甚至根本的差别：日本语言文字本受外国影响，针对汉字而言，拼音化实更带本土化的含义，再加上当时及后来“脱亚入欧”的倾向都较明显，故“言文一致”应当是进一步的拼音化；而欧洲诸国则不然，“言文一致”意味着疏离于中世纪通行的拉丁文而使用本民族的口头语言为书写文字，体现了更强的独立意识。随着近代尊西趋新大势的强化，起源于传教士的中国文字难这一观念在许多中国士人中间日益普及，且被认为这是造成中国人识字率不高故影响“开智”的主要原因（注：关于传教士的观念参见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上海时代画报出版社，1948年）观念10-23页（本书承钱文忠先生赐借，特致谢忱）。在这方面政治观念不甚相同的各种新派有共同的自相矛盾，中国识字率当时究竟高或低，现在尚乏详实的研究，但从时人言说看，多数士人接受西方人人识字或基本识字的说法。问题在于，当说到中国政治专制时，趋新士人多认为民众识字少是由于君主“愚民”的结果；而述及文字本身，则又主张是文字艰深造成民众中识字者少。类似论调直到民国仍相当流行，其实两者皆传教士或租界中外人所创造，尊西士人不过逐其流而扬其波。本来中国传统最重读书，甚至发展到“敬惜字纸”的程度；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面向所有人的观念，极少见到劝导不读书的官方言论。就算有之，理论上文字难和愚民两者当然可以并行，但专制的愚民者竟然不知文字已难而仍努力诱导民众不识字，虽然可解释为“除智务尽”，然其“愚蠢”似尚过于一般民众（这又与清季新派言说中愚民者通常都超绝常人的形象冲突），又何能愚民？），因而出现了简化中国文字甚至再造中国新文字的主张，后者多与拼音化相关，更甚者则提出废弃中国语文而采用万国新语。
        然而，由于“古学复兴”的一个重点本落实在语言文字之上，章太炎等也曾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人却不能容忍用“万国新语”取代中文，结果形成一场革命党人内部的争论。争论的主角是吴稚晖和章太炎，其中虽夹杂了一些个人恩怨，但主要还是基本文化观念的冲突。这一争论所涉及的当然不仅是革命党，民间一些致力于读音统一者固相当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清政府那时也在充满内部阻力的情形下尝试推行简体字，甚至出现了废汉文而用拼音化的“通字”之奏折。大体言之，语言文字的改与革是清季最后几年受到朝野共同关注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牵涉甚宽，只能另文探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