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则认为，日本文体能盛行于中国也因中国文体先已衰落，他考近世“文学变迁之由，则顺康之文，大抵以纵横文浅陋；制科诸公，博览唐宋以下之书，故为文稍趋于实。乃乾嘉之际，通儒辈出，多不复措意于文，由是文章日趋于朴拙，不复发于性情。然文章之徵实，莫盛于此时。特文以徵实为最难，故枵腹之徒，多托于桐城之派，以便其空疏；其富于才藻者，则又日流于奇诡”。近则“作文者多师龚、魏，则以文不中律，便于放言，然袭其貌而遗其神。其墨守桐城文派者，亦囿于义法，未能神明变化。故文学之衰至近岁而极。文学既衰，故日本文体因之输入于中国”（注：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国粹学报》3年（约1907年）1期。）。
        从吴汝纶、姚永概、马其昶、严复、林纾等桐城派先后“控制”京师大学堂的情形看，刘师培说那时“文学之衰”已“极”，恐怕不免带有以儒林人眼光看文苑之意味（这一观念因民国后欣赏魏晋文章的革命派控制北大而成为学界主流意识，迄今未衰），然经学家已有此不满说明戊戌后中国文体的显著变化也有其内因，则大致不错。不过促成这一变化的仍以外因为主，即叶德辉所说的因中国战败导致国人之文化自定位由文明变为野蛮。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甲午后中国读书人乃能化仇视而师敌国，蜂拥入日本游学，实中外历史上不多见之事（注：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51-54、267-270页。）。这些人的言论又进一步影响中国的文风，如刘师培所见，“其始也，译书撰报，据文直译，以存其真。后生小子，厌故喜新，竞相效法”。问题在于，“东籍之文，冗芜空衍，无文法之可言。乃时势所趋，相习成风，而前贤之文派无复识其源流”。实为“中国文学之阨”（注：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国粹学报》3年1期。）。
        到20世纪初年，东瀛文体与新名词已互为表里。前引《学务纲要》第12条正式提出，“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中国本有“文以载道”的传统，而“今日时势，更兼优文以载政之用。故外国论治论学，率以言语文字所行之远近，验权力教化所及之广狭”。言不文则行不远本是古训，而与国家权力教化所及连在一起则为新知（注：尤其《纲要》乃官方文件，仍明确这是来自外国的观念以增强其立说之正当性，非常值得注意。），文体的重要自不言而喻。这样，“大凡文字务求怪异之人，必系邪僻之士。文体既坏，士风因之。夫叙事述理，中国自有通用名词，何必拾人牙慧。又若外国文法，或虚实字义倒装、或叙说繁复曲折，令人费解，亦所当戒。倘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以俱亡矣”。可见清中央学部早已关注文法字义那潜移默化的转变，且已上升到危及中国学术风教存亡的高度（注：本段与下段引文，见《新定学务纲要》，载《东方杂志》1年3期，99-100页。）。
        学部因此规定，“除化学家、制造家及一切专门之学，考有新物新法，因创为新字，自应各从其本字外，凡通用名词自不宜剿袭”。《纲要》特别强调指出，“日本各种名词，其古雅确当者固多，然其与中国文字不宜者亦复不少。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舍熟求生，徒令阅者界说参差，于办事亦多窒碍”（注：同样，《纲要》又据外国成例来增强其说服力，指出“此类名词在外国不过习俗沿用，并未尝自以为精理要言”。而当时“日本通人所有著述文辞，凡用汉文者，皆极雅驯，仍系取材于中国经史子集之内，从未阑入此等字样。可见外国文体界限本自分别，何得昧昧剿袭”。）。
        这一政策在湖北、陕西均得到贯彻，樊增祥说：“今之少年，稍猎洋书，辄拾报章余唾，生造字眼，取古今从不连属之字，阄合为文。实则西儒何曾有此，不过绎手陋妄，造作而成。而新进无知，以为文中著此等新语，即是识时务之俊杰。于是通场之中，人人如此；毕生所作，篇篇如此。”针对这一倾向，“去年鄂闱，端中丞详加戒谕，如改良、起点、反影、特色之属，概不准阑入卷端”。同年陕西“大学堂稽课卷，因榜首用文明、野蛮字，经本司严批痛斥。近南郑禀牍，用起点字，又经抚宪切责”。然似未能扭转风气，次年陕西学律馆一游姓令即在其课卷中“自鸣得意，以起点二字示其学有本原”。樊氏以为此实“吾辈之耻”，“誓以天帚扫此垢污”；并警告说，“以后凡有沿用此等不根字眼者，本司必奋笔详参，决无宽贷”。有意思的是，此卷虽被樊氏“特置榜末示儆”，却曾是“幕友原取第一”，可见当时不少人确以此为“学有本原”而识时务（注：樊增祥：《批学律馆游令课卷》，《樊山政书》卷6，24-25页。按此“鄂闱”若为乡试，端方任鄂抚在光绪二十七年至三十年间，乡试仅光绪二十九年一次，是此文应作于光绪三十年。）。
        民间的国粹学派观察到同样的现象，不过邓实起初认为诗文比名词更重要。与其他人一样，邓实也承认中国“凡百政法艺术，其不如欧美信矣。若夫诗歌之美，文藻之长，则实优胜之。此其特异之性质，固自其土地山川风俗民质历史政教所陶铸而来者也。不自保其特美之性质，则国失其精神，而国非其国，凡百作为，举无幸焉。能独立而保存之，则异族之能亡者，不过亡吾国之名词，其立国之精神固未尝亡也。精神不亡，则国魂必有复苏之一日。”（注：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语言文字独立》，《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七》，175页。）邓实此文用了不少学部《纲要》不欣赏的新名词（“国魂”即其一），多少也有些“文字务求怪异”的意味，然其关怀和忧虑，却与学部相当接近。
        这里其实还隐伏着中国传统学问的内在差异，邓实生长于上海，青年时返广东从简朝亮学；以乾嘉朴学之正统言，其受学大体已在“礼失求诸野”的范围内，所以他能认为“文藻”重于“名词”。对希望由训诂以见道的正宗清代汉学家说来，恐怕“名词”远更重要。不过，在西潮冲击之下，所有中学的派别门类在一定程度上渐成同盟（此过程甚长，直到北伐乃至“九一八”之后才最终确立，详另文），且“语言文字”这一清季开始流行的词汇也具有兼容“文藻”与“名词”（及其所代表的两派）之功能，故“文体”得以成为不同学术背景的士人之共同关注点。
        到1905年《国粹学报》创刊，其《略例》即曰：“本报撰述，其文体纯用国文风格，务求渊懿精实，一洗今日东瀛文体粗浅之恶习。”（注：《国粹学报》1年1期。）明确将“东瀛文体”作为该刊打击的对象，此后这一宗旨成为该刊一个特色，类似的言论时常可见。颇受《国粹学报》影响的青年钱玄同在1906年便认为“东洋文体粗率之书实不足观，且亦无甚道理”（注：钱玄同日记，1906年3月29日，转引自杨天石《振兴中国文化的曲折寻求--论辛亥前后至“五四”时期的钱玄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等编《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9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