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日本人自己在造“新语”时也试图使之较“古雅”。实藤惠秀指出，日本人在“输入西洋新事物及新思想时”，主要是“借汉字径造新词汇”。具体则多“用中国成语的字汇”（惟“新语却不包含这个成语原来的意义”），“当中国没有适当的成语可用的时候，日本人组合不同的汉字来制作新语”。当时的日语本以汉字为主，要翻译西方观念必须借助汉字。且日本人在遇到这方面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思想资源即汉学家。箕作麟祥在19世纪70年代受命翻译西方法典时，没有字典和参考书，“不但苦无可用的译语，即使向那些汉学家请教，亦毫无用处”，才不得不自行创造新词语（注：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282-283页。其中关于箕作麟祥事乃转引1907年出版的大槻文彦之《箕作麟祥君传》。）。最后一语很值得反思，遇到问题首先向汉学家请教，与翻译时先用成语的倾向一致，皆类似严复的翻译宗旨，当年论争双方却未曾注意及此。
        无论如何，王国维以为，不必因日本书之中译者差而“欲废日本已定之学语”，盖“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节取日人之译语，一则“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二来“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无扞格之虞”。更重要的是，“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他举例指出，日人之译语也未必皆精确，但严复等“创造之新语卒无以加于彼”，不仅难解，在精密程度上也远不如日本已定之语。盖“日本人多用双字，其不能通者则更用四字以表之；中国则习用单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于此”。
        这又是一个颇能表现时人歧异的问题。其实荀子早就说过，“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荀子·正名》）；中国过去多以单字为词，正是遵循了在“喻”的基础上从简这一基本原则。相对“守旧”之樊增祥在前引攻击趋新少年拾报章余唾而生造字眼时，便明确反对“取古今从不连属之字，阄合为文”；王国维却恰以字数之多寡而区分“精密”与否，又完全是以“新观念”来论“新学语”了。两人虽观点对立，却有一共相，即皆不取荀子提出的原则。
        曾鼓励严复在翻译中“造新字”的黄遵宪更早就主张应使用“謰语”，而其“不得不用謰语”的依据正是引用了荀子“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的话（注：《黄遵宪致严复》，1902年，《严复集》5册，1722页。吴稚晖稍后也注意到日文中用汉字动状等词皆“双叠之词，有如‘提挈’、‘经验’、‘繁华’、‘简单’之类”，中国人对此“习焉不察，仅目之为掉文而已，其实有时非双用不能达意”。吴稚晖：《书神州日报〈东学西渐篇〉后》，《新世纪》101-103号（1909年6月），收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3卷，473页。）。黄氏之旧学仅以诗名世，不足与后来在这方面大有创获的王国维比，然此时论用字之单双虽也倾向于双，其论述似比王氏显得学有所本，并未纯从新观念出发。同样，尽管严复自谦其中学惟文辞稍长，而经史尚未入门（就门类言大体符合实情）（注：《严复致梁启超》，壬寅年三月，《严复集》3册，516页。），清季支持日本新学语时的王国维所表现出的中学休养也多在文苑范围之内，他在这方面或真未必即过于严复（所以他相当认可严氏的“博雅”）（注：不过，从中学的内在理路看，严复主张文辞仅为“载理想之羽翼”，而王则以为言语“代表国民之思想”，实可见根本理念上的歧异：严复代表着“文以载道”的观念，而王国维则暗本“因文见道”的传统（并有所拔高），分别隐喻着“文苑”和“儒林”的认同。到辛亥后王氏因思想关怀已变而转入中国经史之学，立刻显出与严复的大区别，可知天赋实不同，而少年所习也非常重要。清季的传统学问已有些礼失求诸野的意味，以古文见长（这是非常要紧的认同）的译才严复、林纾皆闽籍，然就儒林所治之经史学的整体学术环境言，福建侯官仍不能与浙江海宁相比；故一旦王国维转入经史主流，便能左右逢源，类似朱熹所谓“一旦豁然贯通”，少时的积累多被激活而发挥作用了。）。
        从这些关于单字兼字的歧异观念看，清季最后几年思想学术方面的新旧已纠结互渗而难以清晰地区分（其中观念最“守旧”的樊增祥整体上也并非晚清的旧派，仍提示着趋新是世风的主流）。在后来的思想史和学术史叙述中，王国维更多是“传统”的代表，而严复则常常代表着西学，此时他们的角色颇有些相反。以“古”为其译语特征的严复，真到了古学正宗，又不得不让位于曾为日本新学语申辩的王国维，诚不免遗憾；而后来以“保守”著称的王国维此时却比以“开新”著称的严复更“新”，且比主张中西体用不可分的严复更倾向于超人超国观念（注：王国维在此文中曾引叔本华语，说其“讥德国学者于一切学语不用拉丁语而用本国语，谓如英、法之学者亦如德人之愚，则吾侪学一专门之学语，必学四五度而后可”。认为“其言可味”。对多数国粹学派中人而言，使用本国语正是欧洲值得仿效之处，王氏此处恰反之，似应可赞同吴稚晖等提倡世界语者（详另文）。严复那时已是不赞成民族主义之人，而王国维这里对语言的态度，显然比严复更加超人超国。），尤其是诡论意味十足的现象（注：同样具有诡论意味的是，所谓“东瀛文体”能够迅速在中国流行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的贡献，然而在后来的日本研究者实藤惠秀眼中，梁启超正是反对日本词汇的代表。实藤氏论述清季中国人“对日本词汇的责难”，所举例竟全出自梁氏言说。参见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293-295页。按实藤氏亦偶有误读，梁启超对“金融”一词加注说“谓金银行情也。日本人译此两字，今未有以易之”。他认为这是梁启超对此词“发生了疑问”，其实梁恐怕赞同之意更多。盖梁氏在同文中便明确用“平准”以易日本的“经济”一词，态度迥然不同。）。
        那时尚有更激进也更超人超国的观念，受王国维此文影响的吴稚晖稍后提出，对将入小学之未来国民，“与其教以‘制造局派’所译述之国文、格致、课艺，不如改教多搀日本新字眼之国文读本，因新字眼于发生新观念为有力。然则由此推想，又可云：与其专教多搀日本新字眼之国文读本，不如兼教一种西洋文，能发生其新观念尤为直接而有力”。这里关于“新字眼发生新观念”的论述正可见王国维的影响，但吴氏根本反对“强以科学之名词译成汉文，以望仅通汉文者亦能研究极深之科学”；理由很简单，若“科学而能以东方文字研之极深，则日本人亦不消制定规则，入大学者必通两种欧文矣”（注：本段与下两段引文，见燃《新语问题之杂答》，载《新世纪》（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45号（1908年5月2日）2-3页；吴稚晖《苏格兰〈废除汉文议〉按语》，载《新世纪》71号（1908年10月31日）15页。按吴氏此见或受传教士影响而更激烈，林乐知等先已指出，“在未教化之国，欲译有文明教化国人所著之书，万万不能。以其自有之言语，与其思想，皆太单简也”。他们虽然对中国网开一面，说“中国之文化，开辟最早，至今日而译书仍不免有窒碍者”，在于英文之名词不下二十万，“而中国之字不过六万有奇，是较少于英文十四万”。若“译书者适遇中国字繁富之一部分，或能敷用，偶有中国人素所未有之思想，其部分内之字必大缺乏，无从迻译”，故“新名词不能不撰”。参见林乐知、范祎《新名词之辨惑》，《万国公报文选》679页。若依林乐知等的分类，吴稚晖眼中的“东方文字”恰属“未教化之国”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