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既然言语是思想之代表，“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二者皆非也。夫普通之文字，中国固无事于新奇之语也。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治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故非甚不妥者，吾人固无以创造为也”。
        王氏注意到，严复即“今日以创造学语名者也。严氏造语之工者固多，而其不当者亦复不少”。他认为严复以“天演”译evolution，便不如日本人之译为“进化”。尤其严复于“西洋之新名，往往喜以不适当之古语表之。如译Space（空间）为宇、Time（时间）为宙”。他举例指出，“空间时间之概念，足以赅宇宙；而宇宙之概念，不足以赅空间时间。以宇宙表Space time，是举其部分而遗其全体”。王氏慨叹道，“以严氏之博雅而犹若是，况在他人”！然王国维自己为了文字的对仗以“新名”对“古语”，显系因文害意，恰与其眼中的严复类；夫Space与time非“西洋之新名”，正不必深通西文而后知。这部分或是他无意识的失误，然从潜意识层面看，凡“西洋之名”必“新”大约正是当年许多国人共同的心态，王氏或亦不例外。
        可知王国维所主要针对的，并非反对使用“新名词”的国粹学派或守旧派，而是以严复为代表的“创造学语”者。其实严复在翻译中“造语”颇得到一些前辈的鼓励，他曾于1899年就此问题请教吴汝纶，吴以为“欧洲文字，与吾国绝殊，译之似宜别创体制。如六朝人之译佛书，其体全是特创。今不但不宜袭用中文，并亦不宜袭用佛书，窃谓以执事雄笔，必可自我作古”。也许西书“固自有体制，或易其辞而仍其体似亦可”，惟“独中国诸书无可仿效”（注：《吴汝纶致严复》，1899年4月3日，《严复集》5册，1564页。）。吴固以古文名世，却主张翻译时“不宜袭用中文”，显然认为“古文”难以表述西方学理。
        到1902年，黄遵宪读了前引梁启超与严复论翻译事，主动参与讨论，他也不同意严复主张译名当求古语中深浅广狭之相副者，认为“四千余岁以前创造之古文，所谓六书，又无衍声之变、孳生之法，即以之书写中国中古以来之物之事之学，已不能敷用，况泰西各科学乎”！本来中文的使用自先秦时便“出于假借者十之八九，无通行之文，亦无一定之义”。20世纪“东西文明两相结合，而译书一事以通彼我之怀，阐新旧之学，实为要务。公于学界中又为第一流人物，一言而为天下法则”。要翻译，首先就要“造新字”。他引荀子之言曰：“命不喻而后期，期不喻而后说，说不喻而后辨”，以为“欲命之而喻，诚莫如造新字”。他希望严复能“降心以从，降格以求之”。凡“新撰之字、初定之名，于初见时能包综其义，作为界说，系于小注，则人人共喻矣”（注：《黄遵宪致严复》，1902年，《严复集》5册，1722-1573页。）。
        另一位严复的同调是倾向革命的刘师培，他在1903年曾指出，以象形为主的中文有一字数义而丐词生等五弊，致弊的第一原因就是在言语文字方面“崇拜古人”。而救弊之法，一为“宜用俗语”，其次即“造新字”以名新物，盖“古人之造字仅就古人所见之物为之”，后来“物日增而字不增，故所名之物无一确者”。特别是中外大通之后，“泰西之物，多吾中国所本无，而中国乃以本有之字借名之，丐词之生从此始矣。此侯官严氏所以谓中国名新物无一不误也。今欲矫此弊，莫若于中国文字之外别创新字以名之；循名责实，使丐词之弊不生”。据其观察，此二策皆当时“中国学者所大倡反对者”，则支持王国维的或尚为多数。（注：刘师培：《中国文字流弊论》，《左庵外集》卷6，《刘申叔先生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77年影印版，1441-1442页；并参见其同年撰写的《攘书·正名》，《刘申叔先生遗书》，645-646页。）
        非常有意思的是，尽管留学英国的严复长期与日本的西语译法做斗争，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大约同时却支持采用日本新名词，尚站在王国维一边（按林乐知文发表在先，王国维或受其影响）。林乐知认为：“中国今日于译书之中，苦名词之枯窘而借日本所已译者用之，正如英文借德文法文之比例。且日本之文原祖中国，其译书则先于中国。彼等已几费酌度，而后定此新名词，劳逸之分，亦己悬殊，何乐而不为乎？然顽固之士夫，其眼目为科举场中禁用僻书之功令所印定，一见新名词，即若芒刺之入眶。其守旧拘墟之态，诚令人莫解其故也。”（注：林乐知、范祎：《新名词之辨惑》，《万国公报》184册，光绪三十年（约1904年）四月，钱钟书主编，朱维铮执行主编《万国公报文选》，三联书店，1998年，680页。）按林乐知几年前还不甚欣赏日本的翻译，反对中国转手日本以获西学（注：林乐知当时认为，“日本考求英文三十年，其译者未必皆精通西学之人”。故“日人之译西书也，吾不敢谓其竟无善本，然其旧者固为西人所吐弃，即近译之新者，亦未必能将西人新制最有益之书，具大见识，择要取精而译之”。林乐知：《〈论日本文〉附跋》，《万国公报》156册，光绪二十七年（约1901年）十二月，《万国公报文选》，668页。）。此时态度显然有所转变，原因待考。
        而黄遵宪驻日多年，至少当熟悉日文中的汉字新词，他在否定中国古文足以表述泰西科学时并未提及日本的译名，恐怕基本不持肯定的态度。王国维则不然，他承认“近人之唾弃新名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译者能力之不完全”，当时中国译日本书籍者，“其有解日文之能力者，十无一二焉；其有国文之素养者，十无三四焉；其能兼通西文、深知一学之真意者，以余见闻之狭，殆未见其人也”。这些人翻译主要是为牟利，“传知识之思想，彼等先天中所未有也。故其所作，皆粗漏庞杂，佶屈而不可读”。
        尽管如此，“若谓用日本已定之语，不如中国古语之易解，然如侯官严氏所译之《名学》，古则古矣，其如意义之不能了然何？以吾辈稍知外国语者观之，毋宁手穆勒原书之为快也”。当年严译享誉全国，而王国维竟说其徒以“古语”见长，却对原著之意不能了然，全不足取。从王氏的非难看，严复或者并未完全遵行吴、黄二氏的指教，其“造语”时仍循其以古为尚的取向，以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为预设的读者；而对于视“言语”为国民思想之代表的王国维来说，只能在少数士人群体中流通的“言语”恐怕不足以代表国民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