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订货是《企业法》的核心内容之一。国家为了满足最重要的社会需求，向那些生产社会、科技发展需求和国防所必需的产品的企业、为全国提供农产品的企业实行订货。国家将向这些企业提供有保障的原材料和产品销售，并在价格和税收上实行优惠（注：《Правда》，27июня1987г。）。改革的地方在于：不同于以前国家对企业的指令性计划，国家订货不完全列入企业的生产计划。一般来说，订货额度只占企业生产能力的60%-80%，企业“生产计划的另一部分可由其在同用户直接经济联系的基础上独立制定”；国家确定订货的范围和组成将逐步宿小，扩大了企业部分生产自主权（注：《Правда》，30июня1987г。）；国家订货可在几个企业中挑选，引入了企业间的竞争机制，使企业必须更关心自己产品的质量，更关心利用科技革命的成果。由于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是以经济合同的形式联系起来的，加强了商品市场关系。这是一个逐步把企业推向市场的计划。
    但是由于苏共中央1987年1月全会后政治气候的变化，《企业法》在苏共高层领导中引起了极大争论。争论围绕两个方面：关于推进经济改革的速度和建立什么样的经济管理机制。刚晋升为政治局委员的雅科夫列夫、以及谢瓦尔德纳泽、麦德韦杰夫等人，激烈批评《企业法》和苏联部长会议制定的1988年国家经济发展计划“太保守，是停滞不前的，没有考虑到现实的需要”。要求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实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大大减少国家订货的指标。雅科夫列夫等人的思想是：强调“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否认国家对企业经济活动宏观调控的作用；把市场经济作为实现政治民主制度的基础。雅科夫列夫公开说道，“我的纲领中一个明确的结论：即通过自由市场经济实现私人企业活动是民主制度的基础”（注：亚·雅科夫列夫：《改革新思维与苏联之命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页。）。对所谓“民主制度”的解释也很明确：“一开始就应该实行三权分立，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立”（注：亚·雅科夫列夫：《改革新思维与苏联之命运》，第17页。）；在操作方法上则主张“急速过渡”。
    一些长期从事国家经济领导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如雷日科夫、沃罗特尼科夫、扎伊科夫、尼科诺夫及部长们则呼吁改革要“谨慎和循序渐进”，利加乔夫也认为部长会议关于1988年发展计划“是一个十分谨慎的、经过周密思考的计划”，是“大试验小错误的策略”，可以避免对社会造成大的震动。
    政治局的会议争论激烈，情绪激动，有时争论长达7个或8个小时。关键在于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如果说以往他处理事情常常优柔寡断，这次一反常态，态度异常坚定，他指责部长会议的计划是“保守的和复旧的”，坚决要求立即改变经济关系，不能拖拖拉拉。在他看来，只要进行了激进的经济改革，一切经济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叫越快越好、一步到位。他说，“‘改革可以等一等’的论调是有害和危险的”（注：《Правда》，27июня1987г。）。
    争论还涉及改革最终要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尽管当时还没有关于私有制、私有化这一类议论，但雅科夫列夫等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支持极端分子全面放弃国家计划的要求。戈尔巴乔夫是支持他们的，他也否定部长会议的计划，在还没有建立任何其他机制的情况下，就主张“取消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机制”（注：Н。И。Рыжков：Десятьлетвеликихпотрясений，第195页。）。
    雅科夫列夫等人竭力要求尽快减少国家订货，把企业完全推向市场。但在市场关系没有形成的情况下，相当多的企业既得不到市场订货又得不到国家订货而陷入困境。以至一些企业甚至要求恢复国家计划。而燃料、动力等基础生产部门，尽管国家订货达到其生产能力100%，同样由于市场关系的不完善，他们必须一方面按国家价格出售产品（这是较低的价格），另一方面需按经济合同价格购买原材料（这是较高的价格），使生产利润大受影响。当一些部门工资猛增时，他们的生活水平却逐渐下降，这是造成1989年煤炭工人大罢工的原因之一。同时，激进改革派给予了企业领导人广泛的权力，但在《企业法》中尚没有触及企业的产权--这只有在改革发展到深层次才可能提出的问题。产权虚置导致了对企业领导人责任的虚置。在实际缺乏竞争手段和严格的税收、预算限制下，在没有变动旧的经济体制基础上的“企业独立”只能导致国家很快失去对国民经济的管理。由于很多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垄断地位，常常任意定高价、卡用户的脖子，中断企业间的合作关系，市场供求平衡遭到了严重破坏。如一些企业对紧俏商品任意提价（这类商品的比重在轻工业中从2%提高到9%），使许多廉价消费品在市场上消失。甚至连后来的激进改革家盖达尔也评论这一法令的某些方面是“使企业家恣意妄为的法令”（注：В。А。Мау：ЗкономикаивластьПолитическаяисториязкономическойреформывРоссии，莫斯科1995年版，第106页。）。
    所以“国家订货”的执行情况是：要么国家订货实际上又代替了以前的国家指令性指标，这些企业生产地位仍和从前一样；要么一些企业得不到或得到不多的国家订货，生产大受影响。而相当一部分企业在完全没有增加生产产值的情况下滥发工资，使职工的收入增长率超过生产增长率。70年代居民年收入增长为80-100亿卢布，80年代前七年为120-150亿卢布，到1988年猛增到400亿卢布。市场上又没有那么多商品，一下子冲垮了消费市场，进而导致全国经济形势的恶化，打乱了逐步推行“国家订货”的日程。
    企业管理民主化的推行也是如此。按照《企业法》的设想分阶段、逐步过渡到企业的集体自治。在全国“公开性”、“民主化”的喧嚣声中，激进派在改变党政不分的幌子下把企业的党组织驱逐出管理机构，结果旧的管理组织瓦解了，新的管理组织又没有建立。那些哗众取宠者、夸夸其谈者、善于许下种种廉价诺言的人、包括一些和事佬在所谓的“民主”选举中很快走上企业领导岗位，而一大批有多年实践经验的企业领导骨干则被排斥出管理层次。这些人上台后很多人不是关心把生产搞得更好，想的是如何“挣得更多”，捞得更多，很快造成了企业管理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