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历史领域向思想文化领域扩展的全盘否定苏联历史思潮
    在时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亚·雅科夫列夫主持下，提拔一些激进派分子如科罗季奇、叶戈尔·雅科夫列夫等人担任了《星火》、《莫斯科新闻》、《旗帜》等有影响刊物的负责人。这些人一上台立即发表大量攻击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文学作品，首先把攻击的矛头对准斯大林和列宁。1987年发表的雷巴科夫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虽然也揭示了30年代大镇反中破坏法制、草菅人命的情况，但在过分渲染的恐怖气氛中把斯大林描写成一个独断专横、阴险毒辣，“不惜用一切手段来维持统治”的专制暴君；剧作家沙特罗夫在剧本《布列斯特和约》、《前进……前进……前进！》中把斯大林说成是一个心胸狭窄、工于心计、两面三刀的政客；而在小说《革命！革命！革命！》中，作者田德里亚科夫对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逐条进行反驳，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学说、历史唯物主义等等（注：张捷：《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06页。）。通过对列宁斯大林的批判达到最终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目的。
    暴露苏联社会的阴暗面、竭力贬低苏联7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丑化苏共形象，是当时文学作品的另一个倾向。在杜金采夫1987年发表的《穿白衣的人们》、别克《新的任命》、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1988年1月）等轰动一时的小说中，或对十月革命建立的社会制度充满怀疑和不满，认为苏维埃政权残暴和不人道；或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对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卫国战争等历史上的重大时期做片面、歪曲的描述；或丑化苏共各级干部的形象，把他们描绘成一群不学无术、贪赃枉法、只会阿谀奉承、欺上瞒下的人……
    应该说这一切都是得到戈尔巴乔夫支持的。他在回忆录《生活和改革》中承认：阿布拉泽的那部像一颗“爆炸的炸弹”一样引起震动的电影《悔悟》，以及产生轰动效应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穿白衣的人们》、《新的任命》都是在他的赞同和支持下出台的。
    这些作品使人们开始动摇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念，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持怀疑态度；也开始使人们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有人甚至鼓吹崇洋媚外。后来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在总结这一段时期的情况时，抨击了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在文艺界推行“民主化”、“公开性”的恶果。他说，在几年的时间内，他们千方百计在电台、报纸和刊物安插自己的亲信，然后“规定策略手段，灌输破坏各种联系的多元论思想，利用人们对公开性的热情，也讲一点真实的情况，讲完后马上加以歪曲。在千百万人中煽风点火，毫无顾忌地散布怀疑情绪，损害了对人民的理智、对民族的文化、历史和社会主义的信任。在六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入侵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设备，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注：以上主要观点和材料均引自张捷《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
    苏联解体10年来俄罗斯社会所经历的艰难历程，使俄罗斯社会对过去的历史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特别在对列宁、斯大林的评价上。2000年4月21日俄罗斯《语言报》写道：“在多灾多难的俄罗斯人民心目中，列宁始终是值得纪念的，就像伊凡雷帝、彼得大帝、斯大林……一样”（注：《Слово》，21апреля2000г。）。俄共领袖久加诺夫1999年12月21日在拜谒斯大林陵墓时说道：“斯大林不仅是20世纪俄罗斯史、而且是整个俄国史上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斯大林执掌政权后，把俄国从一个分散的国家建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伟大的国家之一：在苏联建立起了全部现代的工业，为人类进入宇宙作了最充分的准备和积累，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建立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教育体制。人们只注意到和指责斯大林破坏法制，搞大清洗，但在斯大林领导下，国家取得了远远超过上述列举的成就。”据俄罗斯《国际文传》报报道，2000年4月，就“20世纪俄罗斯最有影响的政治家”的民意调查中，斯大林占第一位，其次是列宁、普京……（注：《Итерфакс》，21апреля2000г。）更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5月4日，俄罗斯中央银行为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55周年，首次发行印有斯大林头像的货币，这甚至是斯大林在世时都不曾有过的。俄《生意人报》对此评论道：“过去完全否定斯大林、甚至否定他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发行这样的货币意味着恢复斯大林的名誉”（注：《Коммерсант》，5мая2000г。）。
    当然，不能说以上所举代表了当前整个俄罗斯社会的观点，但至少也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俄罗斯人对当年戈尔巴乔夫等人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批判。
    四、加速战略评价
    1.“加速战略”制定之初，其背景是针对苏联日益落后于世界科技革命时代的旧体制，其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所以受到人民的拥护。思想上打破了过去禁锢的枷锁，政治上为大批冤假错案平反，苏联人得到更多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自由。在保持苏共领导、社会较为稳定环境下取得了一定成就：1985年按实际价格的国民收入为5785亿卢布，1986年为5874亿，1987年为6000亿，年增长率分别为3.6%，4.3%，3.0%。1987年比1985年增长了6.5%。工业总产值增长情况已见前述。农业总产值1985年为2086亿卢布，1986年为2197亿，1987年为2201亿。如果说1981-1985年农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1986-1987年年均增长则为4.5%（注：СССРвцифрахв1987году，莫斯科1988年版，第5、18页，根据苏联《经济与生活》1991年第5期；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出版的《主要经济指标》1991年11月所做的计算，从1986-1988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4.6%，3.3%，5.0%，和以上所述的数字大致相差无几。）。同时经济增长也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大了生产中的集约化因素得来的，在1987年，多年来第一次在没有增加从业人员的情况下实现了生产的增长。社会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国家增加了对居民住宅建设的投资。1980年这方面的投资只有16亿卢布，1985年增加到25亿，1986年为28亿，1987年为31亿。这几年每年交付使用的住宅面积为12790万平方米，比上一个五年计划（1980-1985年）平均增长16%（注：СоциальноеразвитиеСССР·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сборник，莫斯科1990年版，第5页。）。中小学较之上个五年计划增长了38%，幼儿园设施增长了15%，医疗站增加了41%，医院增加了19%，俱乐部及文化宫增加了58%（注：СоциальноеразвитиеСССР·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сборник，第5页。）。
    2.但是加速战略预定的一些主要目标没有达到：畸形的生产结构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甚：除投资额重工业超过轻工业外，增长速度也超过轻工业。1986年较之1985年，重工业增长了6%，轻工业仅为2%，1987年较之1986年，重工业增长4%，轻工业仅为1%（注：СССРвцифрахв1987году，第81页。）。按照计划，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应达到3.7%-4.2%，实际上这几年除重工业（4.1%）达标外，轻工业每年增长不足2%（注：СССРвцифрахв1987году，第86页。）。商品零售额增长的预定目标也没达到。几年内居民收入增加2130亿卢布，而支出只增加1940亿卢布，这190亿卢布的差距，由于物资的匮乏，对市场形成了压力。同时，食品供应矛盾加剧。1985年食品短缺总额达175亿卢布，1988年达210卢布。以至在经济学中出现“未满足的需求”的概念，即有钱买不到东西。至于前文所述那些超越阶段的发展指标更不能兑现。
    在商品和食品供应开始出现短缺状况的同时，社会政治形势开始动荡：苏联共产党领导层出现了分裂因素，社会上出现政治反对派，民族分裂主义抬头……
    3.即便此时，苏联社会发展也存在向好的方向转变的可能，条件是真正认清加速战略中执行的问题所在。德国曼海姆大学雅恩教授指出，“如果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能抓紧签订新联盟条约，苏联不一定解体”。美国哈佛大学戴维斯俄罗斯研究中心鲍维尔教授也认为：“我一直确信，如果戈尔巴乔夫‘循规蹈矩’地执政，是能够遏制社会多年来衰败的进程的”（注：参阅“北京‘苏联解体原因’国际学术研讨会（2000年5月）”提交的论文。）。但在苏共中央1987年1月全会后，改革的政治方向逐步变化：以前认为苏联社会制度基本上是好的，只需要“加速”它的发展，现在则认为旧的社会主义模式应当取消，需要重新建立新的社会发展模式（注：В。Согрин：политичсскаяисториисоврсмсннойРоссии，第26页。）；改革方针的转变还在于，“加速”一词已不再被视为加速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针，而是“改革”社会制度。由此，“完善社会主义”的“加速战略”逐渐转变成以取代所谓“集权的官僚制度”为目的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
    现在，或许可以分析加速战略的性质：它有顺应世界科技革命发展潮流和社会主义各国改革形势的一面，并在完善社会主义目标下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它的政治改革逐渐偏离正确方向，最终为造成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危机的“人道的民主的总路线”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它既有表现为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方法，但更多反映出的是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70年历史、否定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