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加速战略政治方面的执行情况
    1.“完善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变化
    首先，改革重点从经济向政治转化。
    加速战略制定之初，戈尔巴乔夫就怎样理解加速战略明确解释道：它“首先是提高经济的增长速度”（注：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第25页。），当时没有提出改革政治体制的问题。由于经济改革的几项主要措施在执行中都不十分顺利，戈尔巴乔夫也承认“情况的好转很慢，改革事业比我们原来所估计的要困难得多”（注：М。С。Горбачев：Избранныеречиистатьи，第4卷，莫斯科1987年版，第300页。）。但他们不是从主观方面寻找原因，反而认为是党内干部的抵制及政治制度存在着问题，因此急于实行政治方面的变革。1986年7月31日戈尔巴乔夫在视察哈巴罗夫斯克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他说，“目前正进行的改革不仅包括经济方面，也涉及社会生活其它领域：社会关系，政治体制、思想意识形态等等。”几个月后他发出了号召：“必须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精神领域中进行根本改革”（注：М。С。Горбачев：Избранныеречиистатьи，第4卷，第37、308页。），把“政治”放在了首位。
    旧体制确有其阻碍改革的一面，在经济改革同时配合政治改革是完全应当的。但取代旧体制后，建立什么样的新政治体制？戈尔巴乔夫等人提出了政治改革任务，当时根本没有完整的纲领，不知道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发展模式。所谓“更多的民主”是一个什么样的范畴和表现形式、“更多的社会主义”又“多”在什么地方，连参与高层决策的苏共领导人雷日科夫、利加乔夫都不清楚，遑论广大百姓。甚至连“改革设计师”雅科夫列夫也承认当时的思想状况是把改革仅仅理解为：自由了，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注：亚·雅科夫列夫：《改革新思维与苏联之命运》，第40页。）。在极其草率、盲目的情况下开始了从经济改革转向政治改革。
    其次，从“完善”社会主义到“逐步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随着政治改革的深入，目标开始明确。当初提出加速战略为了“完善社会主义”，所以得到了举国上下的拥护。转折点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戈尔巴乔夫谈到了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首次提出苏联社会存在一个“阻碍机制”。他说：多年来在苏联“形成了一种妨碍社会经济发展、抑制能够揭示和利用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进步和改革的特殊机制”，因此，必须“摧毁阻碍前进的机制，建立可靠、有效地加快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机制”。明确地向全党、全国发出进行“革命性的变革”的号召，要求对苏联社会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实行“真正革命的全面改造”（注：М。С。Горбачев：Опиерестройкеикадровойполитикепартии；М。С。Горбачев：Избранныеречиистатьи，第4卷，莫斯科1987年版，第308页。）。以前人们一般把改革理解为体制内的变革，现在给人们造成的印象不是“完善”社会主义，而要改造苏联整个政治制度。正如俄罗斯学者索格里指出：戈尔巴乔夫把“改革”和“革命”等同起来引起苏联人民心中不安，因为经典作家向来都是把革命与推翻一个制度联系在一起（注：В。Согрин：политическаяисториисовременнойРоссии，第17页。）。
    为了摧毁“阻碍机制”，他集中批评党和国家机关及经济机关的“官僚体制”，并指出“官僚体制”和国家管理体制本身密不可分，不能靠“修修补补”的办法，要对准使官僚体制合法化的社会，从整个社会方面寻找根源。逐渐地把在“完善社会主义”目标下革除“政治体制弊端”的改革方向引到对整个政治制度的批判和全盘否定。戈尔巴乔夫还提出了改革旧体制的手段：“公开性”和“民主化”。至此，这两个口号成了全社会的动员令，并逐渐发展成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接受的没有限度的“公开性”和“民主化”形式，造成苏联共产党和社会思想意识的混乱。
    2.苏共组织路线的变化
    “加速战略”政治路线确定后必然要求组织路线的配合。从1985年3月17日起，在《真理报》上开辟“各地召开党代会讨论苏共中央对干部要求”专栏，连续报道各加盟共和国、各州、市、区召开党代会对干部的处理情况。仅从1985年3月到9月，就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撤换了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的20余名部长及几十个部级领导人、30余名州委第一书记和大批市、区领导人。“在短短时间内，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大部分成员和党中央各部部长换了新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全体成员实际上也都换了人。
    通过干部调整贯彻政治路线，作为苏共一贯传统并无可非议，也打击了一批贪赃枉法者。但其干部政策仍然体现了依靠行政命令方式贯彻加速战略的特点，试图通过撤换干部的简单办法达到实现加速战略的目的。戈尔巴乔夫说过：“单是依靠集体及其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振作起来，开始好好工作，就能在一个短时期内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与整个五年计划的任务相适应的程度。”（注：《Правда》，23апрсля1985г。）同时，也有借机以所谓“不适应”改革形势的借口达到排斥“异己”的目的。前苏共中央总务部长博尔金对此有过确切描述：“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后不久便请来了几位中央书记、他的助手和他所信任的其他一些人，共同商讨新的领导班子所要采取的实际行动。我记得，当时所有的议论可归纳为三点：第一，尽快更新干部队伍，撤换那些曾与前几任总书记关系密切、又不能胜任所在部门工作的领导者。其实，这显然是随意任免干部的一种借口……”（注：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对戈尔巴乔夫构成最大威胁的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罗曼诺夫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先后在1985年7月和年底去职。这当中存在的问题是：把后来成为苏共的掘墓人提上关键领导职位，如叶利钦、雅科夫列夫等人……
    雷日科夫后来对这种大规模的干部撤换政策进行了反思。他说，戈尔巴乔夫所有关于干部的挑选和安排政策都具有消极的、甚至是居心不良、发泄私愤的性质：“我们所亲眼看见的干部政策，是共产党人连做梦都没见过的”。以前培养干部的原则是忠于党的理想，忠于国家，现在则完全取决于对个人的忠诚。前俄共领导人波洛兹科夫在总结干部问题上的教训时写道：“改革一开始就出现重大失误，夸大了党内、党员干部中和国家机关中保守主义的危险性，拼命攻击党，人为地培植反对派。本应从党抓起，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有力工具，本应用加强组织性来促进民主化，可是戈尔巴乔夫的做法却背道而驰，这个教训十分深刻。”（注：《Правда》，16ноября1990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