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看一看精英人物的个人史。以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代的夏启为例。夏启之父夏禹是我国远古历史的最后一位部落酋长。夏禹曾按部落陈规举荐另一位部族首领伯益为其继承人，夏启却杀死伯益承父位而成为王，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家天下的王朝，也就建立了我国最早的国家。对于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变。能不能将夏启意志支配下的实践活动作用排除，而只以一条“客观规律”来解释这个历史转变呢？劳动生产的发展为这个历史转变提供了经济条件，但这个历史转变真的是不以人的意志及其支配的实践活动为转移的吗？虽然有关夏代的历史证据很少，但已有的资料仍然能使我们得知一些当时历史的实情。据《史记·夏本纪》，启父夏禹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是部落意志支配下征战的结果。在条件具备时这支武装力量也会为另一种意志支配。《孟子·滕文公上》说“夏后氏五十而贡”，《史记·夏本纪》也说“夏时贡赋备矣”，可见夏后氏又聚集了数量可观的财富。夏启因此得到许多部落首领的支持，当众宣布他是“禹之子也。”夏启正是凭借这些武力和财富，又力图保持和进一步扩大这些既得利益，并借助夏禹的威望，才在一些力量支持下杀死伯益，又战败代表部落旧习而反抗他的有扈氏，终于使得“天下咸朝”（注：《史记·夏本纪》。）。这些史实说明，夏王朝正是由夏启及其为代表的社会支配力量在追求贪欲和权势之类恶的意志驱使下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而实际的中国历史却因此而发生了重大转变。完全排除精英人物及其为代表的历史力量的意志支配下的实践，是无法说清楚这种历史的转变的。论者或许会说，没有夏启也会有另一个人。这很难说。即使有一个代替夏启的人，也同样离不开这个人为代表的历史力量意志支配下的实践活动。完全排除人的意志支配下的实践活动而空谈历史的发展，只能是某些人的历史想象，在实际历史中是不会发生的。
    我们再举一个人们熟悉的文化精英人物的例证。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由于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遭受宫刑。经受这样的奇耻大辱，司马迁从痛苦的经验中加深了对现实历史的认识，抱定“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历史“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注：《汉书·司马迁传》。）的坚强信念和意志，凭借深厚的家学，又周游各地，访求古迹古事，了解风习民情、地理经济，网罗天下佚失旧闻，加以融汇，才写成了传颂千古的伟大的纪传体史书《史记》。西方和其他民族的古代都没有这样的纪传体史书。司马迁在顽强意志支配下的史学实践，开创并且改变了中国史学撰写的具体路向，在史学发展史上起着巨大的作用，直至影响到当代中国的史学撰述。排除司马迁意志支配下的史学实践，仅仅经济基础就能“决定”出《史记》这样一部纪传体史学名著吗？
    二
    再来讨论一下事变史。历史上发生的各种历史事实，也就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事变史也是事件史，不过是专指具有不同意志的个人和历史力量的实践活动相互抵触、碰撞而产生的历史事件。前文讲的个人史，意在指出个人史的研究不能排除人的意志支配下的实践活动及其作用，所举事例是个人活动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其意志和目的。这只是实际历史的一个方面。实际历史上有很多人并没有实现其意志和目的，如历代都有人提出过的大同理想，近代的袁世凯想当皇帝，等等。其原因如同恩格斯指出的：“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少实现的手段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478、243页。）。
    人的目的、意志没有实现，或者结果与最初的预期并不相同，这种情况尤其表现在事变史中。因为在历史事变中，各种不同的意志是互相矛盾、彼此冲突的。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是怎么发展的呢？有些学者便提出历史事变是由合力造成的，人类历史发展也是由合力推动的。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我国史学界有关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中，便有相当多的学者持这种合力论的见解。有关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各种见解议论纷纷，相持难决，合力论给予了人们一个似乎可以接受的见解，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但对于这种合力究竟是什么，却似乎是谁也没有说清楚的。
    合力论来源于恩格斯的一段论述。这个论点对我国历史理论界影响甚大，故全文引述如下：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由于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的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想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人的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478、243页。）
    我对恩格斯向来是很尊敬的，但我更爱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发展，有必要对合力论理论来源的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作出简要的分析：其一，恩格斯指出有许多因其特殊生活条件而产生的单个人意志的存在，这无疑是正确的；其二，这些单个意志相互矛盾和冲突，谁的意志、愿望也实现不了，结果交织成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这个平均数就是合力。这样的想象显然是离开实际历史的；其三，这个“总的平均数”的“合力”究竟成了什么呢？恩格斯说，由于单个人意志相互冲突相互妨碍，“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恩格斯在另外一处曾更明确地说：“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情况完全相似的情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478、243页。）。很显然，单个意志相冲突融合而成的“合力”，“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占统治地位的情况完全相似的情况”，也就是“合力”等同于“没有意识”，即这里的意志、意识等于零；其四，历史事变以至整个历史是从这种“合力”中产生的，这个“合力”“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既然是“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亦即是无意识无意志的。也就是说，历史事变和人类历史的产生、发展中，人的意志支配下的实践行动从整体上看是不起作用的；其五，恩格斯最后又强调说，不能认为“这些人（单个的）意志等于零”，而是都对合力有贡献并包括在合力里面。单个意志冲突融成的“合力”等于“没有意识”，即等于零，而单个意志本身却不是零，而是有贡献的。这是颇为费解的。如果单个意志都是有贡献起作用的，不是零而是一个正数，那么其平均数不论大小，总该有个数值，而不至等于没有意识、意志的零。这里近乎合理的解释只能有一种：恩格斯认为文明史即阶级斗争史。各个阶级成员意志起相反作用。有的为起进步作用的正值，有的是起反动作用的负值，也有的阶级成员的意志起着消极作用，近似于零。这样，各阶级成员意志作用正负数相抵相消，平均数才能大体等于零。否则便难得其解了。即使如此，也很难说这是符合实际历史的；其六，由于在历史事变和人类历史中，人的意志及其支配下的实践活动从整体上看不起作用，和无意识的自然过程“完全相似”。所以人类历史也和自然界一样，“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而这个运动规律同人的意志支配下的对象性实践活动显然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