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国家的、社会的以至人类的实际历史，涉及到辽阔的空间和悠远的时间中的无数历史事实，这是任何人也无法直接地把握到的。这大约只能通过哲学的方式揭示人类实际历史过程的本质，再与实际历史过程的基本事实相结合来加以把握。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及其历史的实际发展，你不研究它，它也实际地存在并变化发展着。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某种哲学能否把握住实际历史的本质。而某种哲学能否把握住历史本质的进一步关键问题是：一种哲学是离开实际历史先抽象出某种本体，再根据这个抽象的本体加以理论的推演；还是结合有关社会历史的实际研究成果，直接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及其历史发展进行理论探索。更进一步的关键问题则是：在直接对历史进行思考时，是从历史的精神出发，还是从我们生活于其中并由人们创造出来的现实世界及其发展的实际历史出发。为着有助于理解问题，这里有必要极为简要地回顾一下我们人是如何理论地把握历史的。古代的基本上是直观朴素的历史记录，这里不讨论了（并非说古代人没有历史认识）。
    历史认识的近代化现代化或科学化合理化始自欧洲。这种历史认识的变化先是在自然科学影响下逐渐地产生的。自哥白尼，尤其是经伽里略、牛顿到18、19世纪，自然科学在力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一系列自然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且逐步地形成起一套从观察、实验、归纳、分析到概括规律等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从而使得自然科学在欧洲学界确立起崇高的威望。自然科学以其成就从包罗万象的哲学中独立出来，以至很长一段时间哲学都围绕它而打转，并且成为后起的社会历史科学的榜样。17世纪的欧洲理论思维便聚焦在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问题上。欧洲近代哲学始祖笛卡儿发展起来的精神、哲学二元论，由于其兴趣重在追求确切可靠的自然知识，对历史知识则是怀疑的、轻视的。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将历史作为他们高扬理性的阵地，哲学的智光射进历史领域，“历史哲学”这个词便是法国思想家伏尔泰首先提出来的。但当时的理论家们是把历史领域和自然领域作为一个统一体系看待的。“18世纪哲学从一开始就把自然问题和历史问题视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它力图用同样的思想工具处理这两类问题。它力图对自然和历史提出同样的问题，运用同一种普遍的‘理性’方法。”（注：E·卡西勒：《启蒙哲学》，第19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伏尔泰的《风俗论》便要求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担负同样的任务，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寻求隐藏着的永恒规律。当时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实际上从属于对自然界的认识（注：一个例外是意大利的维科。他比伏尔泰更早地探讨了历史哲学，但其《新科学》直到18世纪晚期才由德国历史理论家赫尔德发现而受到思想界重视。他对历史的超前探讨而长期默默无闻，正好表现了当时理论界的普遍状况。）。启蒙主义思潮高唱理性和进步，但对古代尤其是中世纪的历史采取的是鄙视、摒弃的态度。18世纪晚期兴起而在19世纪初开始流行的重感情的浪漫主义，价值取向不一，但这股思潮对历史的同情、探讨，引起了人们对历史的重视。浪漫主义思潮又是思想史上最早攻击科学的流派，卢梭就视科学“是道德的最恶的敌人”（注：引自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228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6月版。）。流传极为广泛的浪漫主义思潮逐步地引起人们有可能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历史及历史研究和自然及自然研究是有所区别的。
    19世纪以来，学者们对历史认识及其与自然认识关系的见解，众说纷纭，流派林立。还有一点似可引起注意。在西方的多种文字中，“历史”一词兼指实际存在的历史和对历史的认识。法国学者雷蒙·阿隆说：“人人都知道，历史这个词，不管是在德文、法文还是英文中，都是模糊的，它既指现实也指我们对现实的认识。……事实上，大部分关于历史理论及治史法的书往往不对历史这个词作明确的区别，轮换着使用它的两个含义，既用它指认识历史这一主观现象，也用它指假定存在的客观与客观化的现象。”（注：雷蒙·阿隆：《论治史》，第95-96页，三联书店2003年8月版。）据克罗齐说，意大利文也是如此。这大约同柏拉图哲学的久远影响对于语言的使用相关联的。这也使得他们历史研究的理论成果在我们看来，有时便呈现出迷离的色彩。以下从其最基本的致思方向及处理问题的方式看，各派对历史的认识，大体而言，似可列出如下几种基本倾向。
    第一，辩证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是最早设想自然和历史是不同东西的思想家之一。他得出的看法是自然过程只有循环而无进化，因而没有历史。只有永不重演的人类发展过程，才在时间的继续中是历史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提出，证明黑格尔说自然界没有进化因而无历史的看法是错误的。他将复杂万状的全体称为“绝对”，绝对是精神的。整个宇宙的实体便是他的绝对理念。绝对理念外化过渡为自然界现象，也外化过渡为世界历史现象，并且通过艺术、宗教、哲学诸形式最后完成对自己的认识而回到自身。他的《历史哲学》是对于历史过程的思想考察。他讲的世界历史，便是自由的精神及其发展的过程。“景象万千，事志纷纭的世界历史，是精神的发展和实现的过程”（注：黑格尔：《历史哲学》，第503页，三联书店1956年版。）。他强调理性，也不否认人的热情，认为世界历史就是一张由理性（经线）和热情（纬线）交织而成的大地毯。他还在理论的范围内提出，人类历史是在社会生活的矛盾中运动的，要求人们从大量的偶然事件中发现历史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由于黑格尔将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本质都视作精神，故他实质上并未真正区别二者。
    第二，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当然看到人是有思想感情的，而与自然物不同，但却主张在社会历史研究中完全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实证主义哲学支配下的史学从直接给定的东西出发，把历史研究工作规定为：一是搜集和研究历史事实；二是概括历史规律。这派史学中的一支，如兰克只重视第一道工序，发展起一套外考证内考证的史料批判方法，对于确定历史事实、了解部分历史的细节是有益的。但对整个历史的实际过程不感兴趣，更不研究历史规律。对于历史研究中的价值问题似乎处于盲目状态，号称客观主义史学，实际当然并非如此。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如法国的泰恩、英国的巴克尔等，则主张史学既要确定事实，也要探讨历史规律。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认为人类历史既有自然规律，又有精神规律，其中知识规律起着更为根本的作用。他还认为受因果关系制约的社会发展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注：参阅孙秉莹：《欧洲近代史学史》，第38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看来实证主义史学家便如雷蒙·阿隆说的，是在转换着使用“历史”一词的两种含义的。按照实证主义哲学的基本宗旨，既反对将世界的本质归结为精神，也反对归结为物质，只承认给定的感觉材料是真实的。这种感觉材料虽来源于外在世界，作为人的感觉经验则是主观的。试图从这种感觉材料中概括成规律性认识，更无疑是理性的。故实证主义者讲的历史实际上是精神的发展。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孔德便将社会的发展划分为神学、玄学（形而上学）、科学（即实证）三个基本阶段，所谓历史也就成了精神发展史。20世纪西方的分析哲学便从实证主义演变而来。分析的历史哲学则由分析哲学而生。分析的历史哲学将研究的兴趣集中到历史一词的认识方面，转变成对历史认识、历史知识的探讨，而回避了历史一词的另一方面即对实际存在的历史的探讨，仍旧保留着康德的物自体不可知的深刻烙印。其中的极端论者，甚至根本否认历史过程以至历史事实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