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罗伊森（J.G.Droysen，1808-1884年）最早改变了这一传统，开创了希腊化时代学术 研究的“激情时代”。他是普鲁士著名的政治人物、普鲁士历史学派的创始人，毕业于 柏林大学，在校学习期间深受黑格尔和伯克的影响。1835-1840年在柏林任古典语言学 教授，这期间他的思想和方法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文化史大家布克哈特（Burckhardt，1 839-1843年在此学习）。1848年成为法兰克福议会议员，并任立宪委员会秘书。1849年 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拒绝当德国皇帝，使他大失所望，随即退出政界。1850年与桑威尔 （C.Samwer）合编《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与丹麦关系史》，晚年编写《普鲁士政治 史》（14卷，1855-1886年出版）。（注：参《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2卷），中国大百 科出版社1985年版，第507页。）他所宣传的观念是：德国的统一只有在普鲁士的领导之 下才能实现，故在他所有的著作中都散发着一种强烈的实际政治目的。亚历山大成了他 的代言人--坚决主张用“铁血”政策从上而下实现国家的统一。（注：Great SovietEncyclopedia,vol.8,Macmillan,Inc.1978,p.420.）
    这位历史学家在24岁时就已经沉醉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光辉事业，是他最先揭示出亚历 山大大帝对全世界的影响，也是他开创了希腊化时代的历史研究。他的《亚历山大大帝 传》（Geschichte Alexander der Grossen）于1833年在汉堡出版。在这本书里，他所强 调的不是亚历山大的破坏方面，而是他的创造方面；他极高地估计了亚历山大个人的作 用，倾全力为他的政策辩护；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相互影响被说成是一个更丰富的历史生 活的开端。在写了《亚历山大大帝传》之后，德罗伊森进而研究了他的继承者的命运， 于1836年在汉堡出版了《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一书。在这本书中，他首先赋予“hellen ism”一词以新意，认为是“古希腊政治、教育制度在东方民族中的扩散”，但他忽略 了社会经济因素。以后的学术界就采用了这个术语--“希腊化”。
    他试图证明，只有在军国主义的马其顿王国的领导下才能把希腊各分散的城邦统一起 来并把希腊文化传播到东方。他固然未曾直指德国的局势，但如果同当时德国的民族情 况作对比，就会使人一目了然其用意所在。（注：《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 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61-662页。）他原想要概括这一整个时代，既写它 的战争和统治者，又写它的文化和宗教，但他以政治史作为开端后，并未更向前跨进一 步。此时他写信给朋友说：“在我看来，没有任何重要的时期像我冒昧称作‘希腊化时 代’的时代受到这样的忽视”。（注：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商 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749页。）1843年于汉堡他又出版了《希腊政治制度形成史》。至 此，他完全奠定了希腊化时代历史的研究基础。后来，德罗伊森在进行其他研究的余暇 还对这三本著作进行了仔细的修订，因而迄今还有它的地位。（注：德罗伊森的这本德 文著作没有翻译成英文。A.Momigliano对德罗伊森在其著作中论述的独特的文化情景以 及他所遇到的问题做了精辟的论述，见J.G.Droysen between Greeks and Jews，刊Ess ays in Ancient and Modern Historiography,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77,pp.3 07-324.）这三本书在1877-1878年间于哥达出第2版时合并为一部，取名为《希腊化史》 （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注：汤普森认为：“hellenism一词在《希腊化史》 一书中首先使用是不确切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该词于《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一书中首 先使用。”见《历史著作史》，第294页。）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德罗伊森认为希腊化时代 的时间范围应该从公元前280年希腊化世界三足鼎立开始，到奥古斯都大帝为止，不过 他只写到公元前222年就停止了。（注：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vol.8,Macmillan, Inc.1978,p.420.）
    希腊化时代之所以能在那时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是和当时欧洲的政治环境密不可分 的。引起人们重新对这一时期进行评估的重要原因是这一时期欧洲新帝国的向外扩张， 而这一扩张的重点与范围几乎和亚历山大东侵路径大致一致。这就促使学者们特别注意 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的研究，无形中就把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当作新帝国扩张的先锋。 结果几乎是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具有创造性的学术创新，这期间那些极具天赋的欧美历 史学家在不断吸收新的材料，把德罗伊森所开创的希腊化文明研究不断更新。
    19世纪的学术背景也为希腊化时代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从古物学中产生的考古 学和从古典学术中产生的语言学两大现代学科则是支撑希腊化研究的主要支柱。如欧洲 、亚洲的希腊化时代遗址的考古挖掘提供了--仍将继续提供--有关这一时期诸王朝 及其近邻民族的文化材料和物质背景。钱币资料也是非常丰富的，钱币上的皇室人物图 像真实到我们可以诊断出该人的甲状腺问题。（注：N.Davis,C.M.Kraay,The Hellenist ic Kingdoms:Portrait Coins and History,Longdon 1973.）碑文和纸草也为学者们提 供了丰富的书面材料。（注：E.G.Turner,Greek Papyri:An Introduction,2ed.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再现古典文献最重要的时期（19 世纪末到20世纪早期）。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文献也为学者们提供了更详细的有关这一 时期最重要的托勒密王朝政府和社会的详尽看法，这些无可匹敌的文献彻底改变了在中 世纪晚期以前对这一王朝的认识。这些材料的出现大大地改变了欧洲人自文艺复兴时期 以来有关古代希腊历史的看法，并于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真正奠立了希腊化时代科 学研究的重要地位。接着便是希腊化时代历史研究上的“英雄时代”。在这期间出现了 大批重量级历史学家，主要代表人物是伯瑞（J.B.Bury）（注：伯瑞编辑过一本重要的论 文集The Hellenistic Age,Cambridge 1923.）、比万（E.R.Bevan）、罗斯托夫采夫（M.I. Rostovtzeff）、塔恩（W.W.Tarn）等。
    希腊化时代学术研究的“英雄时代”结束于20世纪40年代。自那以后的近20年间，希 腊化时代研究奠基者的观点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挑战，这些观点成为各种教科书、百科全 书的标准观点一直延续到当今。在刚刚过去的40年间--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新一 代历史学家在前辈所建基础之上建立了一种反映因时代变化而变化了的观点，这些新历 史学家在重新检查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为德罗伊森所提出的解释希腊化历史和文明的基 础。从而开始了希腊化时代学术研究的“修正时代”。主要代表人物是奥斯丁（M.M.Aus tin）、沃尔班克（F.W.Walbank）、巴迪安（E.Badian）、格吕（P.Green）、伯斯坦因（S.M.B urstein）、朗（A.A.Long）、格林（E.S.Gruen）等。
    代替以前学者对希腊化诸王朝殖民特性的描述，新一代学者一直强调要改变以往学者 对希腊人、马其顿人的非希腊人邻居的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最近有关希腊化时代埃及 、巴比伦文献和档案的新版本和新译本的出版，说明学者们已经开始修正了对希腊化王 朝臣属民族文化的忽略，而这一忽略是19世纪和20世纪这一学术圈内的重要特征。一种 新的、更加复杂的希腊化时代历史正在出现，这些新的著作把希腊化文明的成就和价值 归咎于希腊-马其顿人和那些近东非希腊民族的共同创造上。（注：第一部以这种观点撰 写大部头希腊化时代历史著作的是P.Green的Alexander to Actium:The Historical Ev olution of the Hellenistic A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下面就有 关希腊化时代研究中的几个焦点问题来描述希腊化时代研究在这个层面上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