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有关希腊化时代研究的几个焦点问题
    有关希腊化时代的研究存在诸多争论。如材料问题、王朝问题、婚姻问题等。造成这 种争执局面的一个原因是由于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其心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故难于理 解那些伟大人物的独特性，伟大人物都有自己的行动源泉；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相关资 料的缺乏。后来许多人的作品如阿里安、鲁夫斯（Curtius Rufus）以及其他作家，他们 自身的解释是相互矛盾的，并且他们所引用的早期作家的材料也会引起人们的争论。以 铭刻形式保存下来的法令和信件所提供的消息并不是十分明了的。（注：A.J.Heisserer 已进行了这方面资料收集，见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Greeks,Norman 1980.）下 文就几个重要问题作一简单介绍。
    亚历山大问题一提到希腊化时代就会使人想到令人敬畏且又让人迷惑不解的人物- -亚历山大大帝。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追随罗马帝国时期作家的观点，认为亚历山大的 统治是仁慈的，而忽略了亚历山大战争的残酷性或者说这种残酷性被涂上光环。古代那 种把亚历山大的行为看作是典型的暴君统治的观点--例如亚历山大酒后的暴虐和其统 治晚期要求人们像神一样对待他--被巧辩了或赋予一种正面的解释。这种观点在塔恩 1948年出版的亚历山大传记中达到顶峰，该书把亚历山大描绘为有骑士风度的哲学家， 亚历山大东征的目的是实现犬儒学派和斯多噶学派人类大同的思想。（注：W.W.Tarn,Al exander the Great,2vo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8.）由塔恩塑造 的一个想极力融合东西方理想的人物形象，直到最近还是魅力无穷的，连流行一时的小 说也深受其影响。（注：如M.Renaut的The Persian Boy,New York 1972.这是一本在英 语世界非常流行的历史小说，不断再版。）
    二战以后的学者越来越怀疑塔恩那理想化了的亚历山大形象，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60 年代出版一系列重要的文章批评了以塔恩为代表的理想派。历史学家巴迪安正在逐步消 除塔恩笔下的理想形象，认为亚历山大是一个残忍且现实的政治家；而沙谢迈耶则把亚 历山大看作是“一个无人性的人，一个僭主”。（注：F.Schachermeyr,Alexander derGrosse,Vienna 1973.）他不能容忍远征中那为获得个人专制和辉煌的努力中所出现的不 同声音，这种观点在新近出版的有关亚历山大统治时期的最重要的历史书籍伯斯沃斯（A .Bosworth）的《征服与帝国》（Conquest and Empire,1988）中得到清晰的阐述。
    政治经济问题亚历山大东征的最重要的后果是希腊政治理性主义对东方神权专制主 义的胜利，历史证明这一切只是暂时的，不可改变的东方世界最终赢得了胜利。专制君 主成为象征。在希腊化王国之中，国王是一位独裁者，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法令，他对社 会各个阶层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如波里比阿认为这一时期处于历史舞台中心的是君 主。文献资源和铭刻中所描述的马其顿诸王的真正行为举止很清楚地表明他们的统治像 独裁者一样。这种君主制使“有气魄的希腊人”堕落为“腐败的亚洲人”，尤其是他们 对东方宗教文化的同情表明他们已背叛了希腊文化。彻底的崩溃不可避免，但这种崩溃 为爱希腊的罗马人的干涉而延宕了，从而延长了希腊文化在亚历山大帝国的霸权地位，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对这一地区的征服。
    最近的学者不断倾向于强调这一时期古代近东政治的连续性，把马其顿王朝希腊主义 当作事物的表面现象，而在这背后，传统的近东机构继续在起作用，这犹如波斯帝国甚 至更早时代帝国统治之下，当地机构所起的作用一样。塞琉古王朝的研究特别明显地表 明了这一趋势。很容易找到这些例证。比如，出自位于安纳托里亚西南部的卡里亚（Car ia）的公元前3世纪晚期和公元前2世纪早期的一份非常重要的希腊铭刻表明，拉布朗达（ Labraunda）的避难所的传统统治者继续像他的前辈在波斯帝国统治之下履行其职责。所 发生的变化只是以他名誉颁布的法令现在以希腊语来写了，并用希腊城邦的典型术语来 表述了。最近出版的铭文和楔形文字文献都表明波斯帝国和希腊化时代叙利亚-巴勒斯 坦、美索不达米亚之间在土地占有类型和政治制度方面的类似连续性。
    古代史研究的进步总是和新发现的历史材料并行而进的，除了铭文以外，并没有发现 有关希腊化时代的政治史方面的意义重大的材料。结果，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这段 时间所奠定的希腊化时代政治史叙述的框架基本上没有变化，虽然在小的细节方面进行 了大量的更正和修改。
    罗斯托夫采夫是“古史现代派”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他把研究近现代经济史中惯用的 方法和术语（如“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等）搬用于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中去，比如 在他的著作中，他就把“希腊化的”理解为“资本主义的”。（注：见罗斯托夫采夫： 《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7、25页。）因此人们认为 罗斯托夫采夫的这种概念性框架导致了历史研究中的“混乱和贫乏”。（注：M.I.Finle y,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London 1982,p.125.尽管芬利佩服罗斯 托夫采夫的学问，但从芬利对罗斯托夫采夫的经常性批判态度表明芬利认为罗斯托夫采 夫所采用的方法论是极其危险的，即使这种方法已经“过时了”。）但是他对希腊化时 代研究的伟大贡献是不能否定的。他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大师，这不仅明显地表现在他的 注释占了整整第3卷，也表现在他对图版的阐释上，对他来说这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 ，而是对他的证据的有力说明。
    有关这一时期经济问题看法最惊人的变化莫过于过去那种认为这些希腊化王朝由庞大 、高效的官僚机构运行的合理的计划经济的看法，几乎彻底地从学术文献参考中消失了 。美国学者善迪（B.Sandy）的著作《托勒密二世税收法律》破坏了那种希腊化王朝计划 经济的传统观点。同时，对这一时期官僚机构的详尽研究也揭示了这一时期缺乏一些任 何真正官僚机构的主要特征。代替19世纪晚期、20世纪早期前驱研究者们所想象的运转 效率很高的官僚机器，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希腊化政府看作是工具，这种工具的首要 目的是他们从所统治的臣民手中最大量地榨取税收。最近所发现的大量文献，如有关禁 止政府官员为个人的利益剥削国王臣民的王家法令，都同样证明了希腊化王朝实际操作 过程中所固有的体系的低效率与腐败。结果这些重新研究希腊化王朝的新观点比这门学 科奠基者更加精致的、更加正确的反映了所曾经存在的历史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