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内研究希腊化时代概况
    在我国，有关希腊化时代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以前可看作第一个 阶段，90年代以后是第二个阶段。
    我国的古希腊史研究本来起步就很晚，加上上述研究希腊化时代的诸多困难因素，使 得人们的眼光大多集中在前亚历山大时期。如有一本在国内影响比较大的教科书，在叙 述古希腊史时只在结尾用一句话概括了晚期希腊的历史：“以后雅典的历史充满着马其 顿人和雅典人统治反统治的斗争，雅典内部寡头派、民主派以及亲马其顿派、反马其顿 派的斗争，直到罗马侵入和统治为止。”（注：见《世界上古史纲》（下），人民出版社 ，第207页。）该书虽然在别的章节中也简略地提到了托勒密埃及、塞琉古王朝、帕提亚 等，但于希腊化时代科学文化成就却只字未提。再如近年集体编写的《世界上古史》（ 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虽然也具体地谈到了这一时期的科学文化成就，但却回避 “希腊化时代”这个概念。另外，和研究前亚历山大时期的几百篇论文相比，研究希腊 化时代的文章也实在是少得可怜。到是解放前由杨炼翻译日人原随园所著的《希腊文化 东渐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更显得材料充实、条理清楚，是在诸多方面有独到见解 的一本好书。
    史学界如此，其他有关各界也莫不如此。虽然关于希腊化时代的哲学、美学、艺术和 自然科学的译著不少，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美学》中就 有不少关于希腊化时代的内容；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塞克斯都·恩披里可的《悬疑与宁 静--皮浪主义文集》（1989年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M.克莱因的《古今数学 思想》（第1册，1979年版）等等，但只是缺少自己的东西。
    总的来看，在90年代以前，我国学术界对希腊化时代的历史尚无重要的研究著作，已 有的成果一般趋向于低调否定态度。顾准的说法代表了一般学人的观点：“当希腊人的 灿烂文化被亚历山大掌握起来成为征服工具以后，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的帝国就不在文 化上具有什么创造性。……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精神（其实是希腊知识和东方专制主义 的混合品）……”。（注：顾准：《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 ，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0页。）这里的“混合品”明显含有 贬义。
    进入90年代以后，人们越来越注意到希腊化时代的研究。方法较为科学了，态度较为 公允了，视野也更为广阔了，出现不少高质量的论文和著作。
    范明生的《晚期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东西方文化的汇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对希腊化时代的哲学做了开拓性的研究。该书系统地探讨了希腊化时代希腊哲学 、特别是它对基督教及其神学形成的影响。重点放在新柏拉图学派和基督教及其神学的 先驱、犹太神学家斐洛以及给基督教神学以巨大影响的普洛提诺上，并把斐洛看作是希 腊哲学和犹太教相结合的典型，而把基督教神学的奠基人奥古斯丁看作是这几股思潮的 集大成者。这种以希腊化时代哲学思潮为背景来考察这一时代犹太思想、基督教思想的 完整性的著作，弥补了国内学术界同类著作的不足。
    章雪富的《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逻各斯基督论》（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1年版）探讨了犹太-基督教与希腊文化结合的问题。在基督教思想史上，亚历山 大里亚学派是希腊化时代两希文化融合的杰出代表，是早期基督教积极吸收希腊文化的 典范。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神学涉及很多理论层面，如自由意志论、灵魂-身体救赎论、 寓意解经法等，都体现了希腊文化的特性。翁绍军的《神性与人性--上帝观的早期演 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对这一问题多有所涉及。王晓朝从基督教的角度探讨了 希腊化和基督化之间的争论。（注：王晓朝：《“希腊化”与“基督化”的世纪之争》 ，刊《浙江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黄天海的《希腊化时代的犹太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在西方学术界研究的 基础上，探讨古代犹太人在希腊化时代的心路历程，深入分析了两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以及在这基础上的西方文化起源。梁工、赵复兴的《凤凰的再生--希腊化时期的犹太 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在希腊化时代文化大背景中研讨犹太文学发展史迹和 创作特性。确切地说，希腊化时代的犹太文学是一种兼为历史、哲学尤其宗教文献的综 合性文化遗产，因为那时文学尚未从其他人文科学中独立出来，类似今天“纯文学”的 作品即已出现，也凤毛麟角。作为历史著作，它们隐含了当时犹太民族的发展史、犹太 教的演变史和初期基督教的传播史；作为哲学尤其是宗教文献，它们记录了犹太人及初 期基督教徒的哲学、伦理、法律思想特别是宗教信仰和神学理论。由于文学与历史、哲 学、宗教盘根错节地纠结为一，因此该书是本研究希腊化时代两希文化交流的小型百科 全书。
    杨巨平的几篇论文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希腊化时代。关于君主制，杨认为这既非马其 顿君主制的顺延，也非亚历山大大帝的首创，更非对东方君主制的模仿，而是在长期的 战争中，把马其顿的国王统治传统和东方现行君主制度以及希腊城邦的外壳有机组合的 产物，但希腊化时代诸王朝的君主专制程度及特点又各不相同。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化交 流问题，杨认为，希腊化文化既非希腊文化的单纯传播，也非东方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文 化，而是以希腊化文化为主体，在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下与其他各种文化汇合形成的一种 既多元又统一的文化。它首次揭开了欧亚非大陆间文化交流、汇合的序幕，在世界文化 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沈坚的文章中所持的观点基本与杨巨平相同 ，认为希腊化文化是东西方文化与文明交流、汇合的结果。陈恒的几篇论文对希腊化时 代这一概念进行了探讨，并特别强调要重视研究这一时期科学成就和诸文明之间的交往 。裔昭印认为希腊化时代妇女的社会和家庭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和变化，这种变化是由 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造成的，它是东西文化汇合交融、妇女经济权力增长、城邦衰弱、 古典价值观崩溃和新的哲学思想兴起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注：以笔者陋见， 国内有关希腊化时代的研究文章最早是吴于廑的《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刊《历史教学 》1958年第2期，又刊《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本 节所涉及的文章如下，杨巨平：《试析希腊化时期君主制的特点》，刊《山西大学学报 》1991年第1期（又见施治生、刘欣如主编：《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3年版）；杨巨平：《论希腊化文化的多元与统一》，刊《世界历史》1992年第3 期；杨巨平：《“希腊化”文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交流、大汇合》，刊《山西 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沈坚：《关于希腊化时代的历史考察》，刊《史学集刊》199 2年第3期；陈恒：《关于希腊化时代的若干问题》，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 2期；陈恒：《略论亚历山大里亚时代的自然科学》，刊《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第2期 ；陈恒：《希腊化文化--东西方文明的凿通》，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 期；裔昭印：《希腊化时代的妇女与东西文化交流》，刊《北方论丛》199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