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学诚主张认识历史应当明确把握古今关系，反对主观割裂历史的发展进程， 强调史家应当正确认识历史与现实的区别和联系。
    章学诚指出，后人在认识历史的时候，既要看到古今历史的相互联系，又要注意古今 时代的差异。史家治史一方面必须考虑到古今时代的前后接续，不应在二者之间划定一 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把历史和现实绝对割裂开来，就会陷入崇古论之中。他认为古 今社会的发展相因相续，不能人为地割断历史的前后联系。章学诚指出：“后之视今， 犹今视古也。”[10]后人之所以重视古代典章制度，正是由于借古鉴今的需要。这是因 为：“识今古之典章……考古即以征今。”[11]人们学习历史，就是要通过研究过往时 代的历程，认清未来社会的走向。他强调必须重视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联系，阐明“今之 视昔，亦犹后之视今”[12]的道理，学者治学不能仅仅拘囿于特定时代的学术风气，而 应当考察古今历史的发展变化趋势，然后才能得出真知灼见。章学诚深刻地阐述了学者 治学通古今之变的必要性：“后世之去唐、虞、三代则更远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 奕世而致一时之治平者，未有不于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 ，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 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13]历史与现实是相互联系的 ，古今典章制度也具有相通之处，后人之所以要重视和研究古代典制，正是要从它们的 继承与发展关系中领会其精神实质，与现实社会联系起来，更好地解决当代社会所面临 的问题。
    另一方面必须明确区分历史与现实，然后分别作出考察，不能混淆二者界限，把历史 与现实等同起来，这样就会陷入相对论之中。章学诚非常注意考察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认为不能混淆古今社会的性质与特征：“《书》则言、事杂编，《诗》则风、雅分体， 非《六艺》异指也。抒情本性，贵乎因地因时。别而择之，斯为论世。《关雎》说周衰 盛，则美刺旨殊；《子衿》言学兴亡，则贞淫义异。贵耳而未尝贱目，以目淆耳则愚； 爱古而未尝薄今，以古律今斯舛。”[14]他还以古今时代的差异，指出后人行事只要符 合时代的事理，就不必拘泥于前人成辙。这就需要摆正古今关系，切忌因“好古”而“ 律今”，用古代的标准强求现实社会。章学诚在考察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得出了深刻的 理论认识：“事有不师于古而因乎理势之自然，有其举而莫之废者，君子之所共由，而 不必执古以概今也。”[15]这是说当代社会的某些制度是根据现实形势发展形成的，不 一定要从古代社会中寻找理论根据，必须符合古代的制度。章学诚认为“好古”应当学 习古人的精神，但却不能处处模仿古人；认识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代社会，而不是 为炫耀自己“博古”，也不是要著述流传后世。他指出：“夫师古而得其意，固胜乎泥 古而被其毒也。”[16]这种主张是着眼于现实社会，而不是一味地盲从古代，不知变通 。章学诚从历史和现实相互联系的角度看问题，主张由古代的礼法制度观照当代社会的 典章制度，达到对古今历史的正确认识，这样的见解是相当高明的。其难能可贵之处， 在于对古今关系具有朴素历史主义的认识。他说：“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 。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17]他讥讽那些只知“好古”而昧于“ 知时”的人是忘记了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及肩负的时代使命：“凡学古而得其貌同心异， 皆但知有古，而忘己所处境者也。”[18]旗帜鲜明地表明治学应当着眼于现实时代，而 不是钻进故纸堆中讨生活。可以看出，章学诚的认识中闪烁着尊重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 的光辉思想，对古今关系问题的认识达到了较高的理论层次。
    第二，章学诚认为社会历史发展是前后赓续而来，当代社会乃是这个发展过程的顶峰 。他关于“礼时为大”的明确主张，是对于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系的又一个重要认识。
    章学诚认识到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古今时异而理势亦殊也”[19]。社 会历史的发展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古今历史发展面貌是不相同的。居今之世， 尤其应当注重现实，史家可以“好古”，但不可“泥古”，应该重点关注当代的典章制 度，研究历史为现实社会服务。人们认识历史，就是要认识其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 ，从而找到社会历史演变的法则。他认为：“天时人事，今古不可强同，非人智力所能 为也。”[20]古今历史发展的不同特点客观存在，并不是人们可以随意改变的。既然古 今历史发展形势不同，那么古今社会必然有很大差别。章学诚认为后世必然胜过前代， 反对世人盲目崇拜前人和“是古非今”的做法。他指出：“古今时异，周、孔复生，亦 必不尽强今以服古也……是则先王制礼，有必不可易者，亦有必不能仍者。如井田、封 建、宗法，尧、舜不能复行于后世。”[21]章学诚主张根据客观形势制定政策，反对把 古人的制度和措施搬用到后世社会，哪怕是古代完美的制度和行之有效的措施，由于时 代不同，也不能简单地照搬。他明确指出：“夫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 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22]这是因为现实的政治制度渊源于古代政治 制度，不能割断历史的继承和联系。然而古代典章制度保存在传世的文献中，人们考求 古代文献，目的在于更深刻理解当代典制：“制度之经，时王之法，一道同风，不必皆 以经名。而礼时为大，既为当代臣民，固当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艺》，亦出遵王制 之一端也。”[23]章学诚认为现实社会的礼法制度才是人们应当关注的重心，考证历史 的终极归宿是要更好地了解和遵循当代典制，而不是要发思古之幽情。他指出：“学者 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鞶帨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24]遵时王之制，最终目的还是为现实社会服务。由此可见，在章学诚的思想中，注重当代典章制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章学诚关于“礼时为大”的思想，贯穿着厚今但不薄古的社会历史发展观，表现为一种进步的历史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