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提出仿照学者记述经学师承的《学案》义例作《史官传》，改变过去写人物传 的方法，以史家著述为经，传承流别为纬。例如后人作《司马迁传》，首先要叙述他撰 《史记》时参考了《尚书》、《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书， 然后再叙述《史记》撰写的经过，最后叙述杨恽传布其书，徐广、裴骃等人为之作解。又如后人作《班固传》，首先要叙述他参考了司马迁、扬雄、刘歆、班彪等人的著作，再叙述撰《汉书》的过程，班昭、马续等人补作情况，最后叙述服虔、应劭等人为之作注。“凡若此者，并可依类为编，申明家学，以书为主，不复以一人首尾名篇，则《春秋》经世，虽谓至今存焉可也。”[40]倘若某个史家事迹较多，地位非常重要，则应在《史官传》内载录姓名，著明此人另有专传。章学诚在阐述了《史官传》的具体作法之后，又着重总结了设立《史官传》在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他说：“马、班作史，家法既失，后代史官之事，纵或不能协其义例，何不可就当时纂述大凡，人文上下，论次为传，以集一史之成乎！夫《儒林》治经，而《文苑》谈艺，《史官》之业，介乎其间，亦编摩之不可不知所务者也。”[41]强调史家所从事的事业极为神圣，应当独立于经学、文学之外，成为一门体系完整的专门学科，真正实现自司马迁以来史学自成一家的目标。由此可见，章学诚设想的《史官传》有利于全面反映史学学术思想内容，展现出史学发展演变的源流。从《晋书》为史家集体立传，仅叙史家生平事迹；到章学诚主张《史官传》叙述史家作史的学术源流与得失，不仅标志着史家对史学自身认识的提高，而且反映出朴素历史主义思想的不断发展与深化，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史学批评中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中国古代史学中曾经出现过各种非历史主义的史学批评方法，不同程度地造成了史学 批评的失实。章学诚借鉴了前代史家在史学批评方法上的经验和教训，对史学批评方法 论作了深入探讨，形成了深刻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1.史学批评必须结合特定时代，不能混淆时空概念。章学诚在史学批评中反对以古律 今或以今度古的非历史主义批评方法，突出强调了从实际出发的史学批评原则。
    中国古代某些史家在考察史学发展的源流时，出现过一些不正确的史学批评观点。例 如关于上古史书的记言和记事问题，只不过说明商周时期中国的历史记载比较简略，主 要是记言和记事两种形式。然而汉代以后的史家却把《尚书》看作记言体裁史籍，把《 春秋》看作记事体裁史籍。刘知几根据这一标准，指责《尚书》中《尧典》和《舜典》 记载人事，《禹贡》记载地理，《洪范》记载灾异，《顾命》记载礼仪，与属于记言体 裁的誓、诰、训、谟诸篇体例不合，存在为例不纯的缺陷。这是用后世史书体裁发展到 完善程度的标准去衡量上古史学著作，而不顾及上古书籍根本不存在这样明确的分类标 准，上古史家也没有形成这样自觉的史学意识。章学诚不赞同前人绝对割裂记言、记事 的做法，对这个问题作了历史地考察，指出上古记言与记事没有明显的分别，历史记载 言、事合一；后来学术发展，分类日趋严密，才出现记言与记事分书的体例。他认为： “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刘知几以二《典》、《贡》、《 范》诸篇之错出，转讥《尚书》义例之不纯，毋乃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实事乎！ ”[42]在他看来，刘知几这种史学批评方法，是犯了以后例前的错误。因为古人记载历 史时，尚没有区分记言和记事的概念，所以《尚书》和《春秋》都是记言与记事并存。 倘若把后世形成的标准强加于古人身上，在史学批评方法上显然不正确。刘知几用后世 形成的标准评论古代史籍，不但得不出正确结论，而且评价方法也失之偏颇。
    章学诚也不赞同前人所谓编年体裁取法《左传》，纪传体裁取法《尚书》的观点。刘 知几考察编年体史书的源流，认为荀悦“依《左传》著《汉纪》三十篇，自是每代国史 ，皆有斯作……虽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43]，断言后世的编年体裁 史书源于《左传》。清初阎若璩则以为后世的纪传体裁史书源于《尚书》：“史之有本 纪，为一史之纲维，犹《书》之有帝《典》，体以谨严为主。故今二《典》所载，皆用 人行政大者。若他节目细事，如设官、居方，别生分类，则散见《汩作》诸篇，盖即后 代志与传所从出也。近作史者，举凡志、传所不胜载之琐事冗语，悉罗而入于本纪，尚 得谓谙史家体要哉？”[44]应该说他批评史家把一些琐事冗语载入本纪不合史法，这个 意见是对的。但是他从《尚书》各篇的记事中寻找理论根据，认为乃后世史书纪、传所 取法，又从正确走向错误。章学诚采用以其矛刺其盾的办法，认为“此又阎氏之错解也 ，以后世纪、传之密，拟《尚书》大经之要略，则禹、汤、文、武，亦当补作《典》矣 ”[45]。如果按照阎若璩的说法考察古代史学流变，那么后代帝王均有本纪，而《尚书 》中仅有《尧典》和《舜典》，是否也应该给尧、舜以外的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 王补作帝《典》呢？章学诚认为编年体和纪传体同出《春秋》：“马迁绍法《春秋》， 而删润典、谟以入纪、传；班固承迁有作，而《禹贡》取冠《地理》，《洪范》特志《 五行》。而《书》与《春秋》，不得不合为一矣。后儒不察，又谓纪传法《尚书》，而 编年法《春秋》，是与左言右事之强分流别，又何以异哉！”[46]在他看来，所谓编年 体裁取法《左传》，纪传体裁取法《尚书》的说法，和强分《尚书》、《春秋》为记言 、记事一样，是由于后人缺乏史学发展意识，以后概前而造成的失误。
    2.史学批评必须继承多闻阙疑的传统，不可凿空立论。章学诚认为后人对远古史学源 头的认识应当遵循多闻阙疑的原则，前代史家无法说清楚的问题，后人若无新材料证实 只能存疑，不应该凿空立论，形成了重要的史学批评方法论。
    历史上某些名物、制度和事件，因年代久远已经无法搞清楚，遇到这类问题只能存疑 。如果争名求胜，一定要超过古人，强作解释，就不免穿凿附会。中国古代史家大多能 够发扬多闻阙疑的传统，并以此作为史学批评的标准。然而有些史家却背离了这一传统 ，治史穿凿附会，以致史学批评中出现许多错误结论。章学诚指出，违背多闻阙疑的史 学批评原则必然会导致两种错误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