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学认识中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1.关于护惜“先正苦心”的思想。章学诚从学术有关世道的观念出发，强烈抨击某些 史家蔑弃历史，抹杀前人功绩的做法，阐述了后人应当尊重并继承前人的史学成果，不 应“轻忽先正苦心”，人为地割断学术文化的发展与联系。
    章学诚在治史实践中自觉坚持尊重前人的史学成果，阐明了朴素历史主义的认识原则 。他主张“后人述前人，而不废前人之旧也。以为并存于天壤，而是非得失，自听知者 之别择，乃其所以为公也”[25]。他郑重申明：“区区可自信者，能驳古人尺寸之非， 而不敢并忽其寻丈之善。”[26]后人评价前人既要指出他们的不足，又不可抹杀他们的 功绩。他批评清代某些学者“轻议古人，是庸妄之尤，即未必无尺寸之得，而不足偿其 寻丈之失也”[27]。但凡心存求胜古人之人，虽然攻驳前人不无某些可取之处，但在主 要方面却走向谬误，实属得不偿失之举，对于整个学术事业的发展没有促进作用。章学 诚指出，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在史学领域中尤为重要。他评价宋代义理史学说：“夫 宋儒之言，岂非末流良药石哉！然药石所以攻脏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见疾在脏腑， 遂欲并脏腑而去之。将求性天，乃薄记诵而厌辞章，何以异乎？”[28]宋代义理史学的 错误在于矫枉过正，在抨击汉儒繁琐注疏“即器而忘道”的错误方法，强调探究儒学“ 义理”重要性的同时，把汉代史学中注重征实的合理内核也一并抛弃，就如同泼洗澡水 时连同澡盆中的婴儿一起倒掉一样，结果走向了事物发展的反面。针对毛奇龄、戴震等 学者对宋明理学的攻击和否定，章学诚认为这是“心术未醇”的忘本行为。他说：“夫 空谈性理，孤陋寡闻，一无所知，乃是宋学末流之大弊。然通经服古，由博反约，即是 朱子之教。”戴震等人的学术乃是继承朱学而来，“而痛斥朱学，此饮水而忘其源也” [29]。章学诚既肯定戴震等学者矫正宋学失误的成绩，同时也批评他们割裂历代学术联 系，全盘抹杀宋人成就的错误，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他们的功过。他主张必须历史主义地 对待前人学术：“历象之学，后人必胜前人，势使然也。因后人之密而贬羲、和，不知 即羲、和之遗法也。今承朱氏数传之后，所见出于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遗绪，是以后 历而贬羲、和也。”[30]章学诚承认历代学术是不断发展进步的，而这种发展和进步正 是建立在前人学术成就基础之上，如果对这种继承关系视而不见，反而轻视前人，显然 是不正确的。在今天看来，清代的学术乃是继承宋代学术而来，它不可能跨越这一历史 阶段，必然要继承宋代学术的合理内核。清代某些学者标榜自己的学术是直接继承汉代 学术，讳言与宋学的关系，违背了历史地看待前人学术的原则，因而是非历史主义的错 误认识。章学诚批评历代纂修地方志和家谱的流弊说：“前人纂录，具有苦心，后人袭 其书，而不著前人之序例；或仅存序跋，而不著前书之义例如何，则几于饮水而忘源矣 。”[31]其实后人修志不重视前代志书，并非前代方志皆无可取，多数情况下是有意掩 盖前人成绩，擅自毁坏别人的著作，讳言自己和前人修志之间的继承关系，这是非历史 主义的错误做法。章学诚曾经参与修订毕沅主编的《续资治通鉴》，成就远出陈桱、 王宗沐、薛应旂、徐乾学诸家同类著作之上。对此，章学诚评价说：“今兹幸值右文盛治，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抄于馆阁者，纵横流览，闻见广于前人，亦藉时会乘便利有以致此。岂可以此轻忽先正苦心，恃其资取稍侈，憪然自喜，以谓道即在是！”[32]章学诚反对“轻忽先正苦心”，没有贬低前人著作的创始之功，而是客观地指出上述诸家著作的成就和不足，并且揭示出造成这种局面的社会原因。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割裂学术之间的传承关系，认识到自己的成绩乃是以前人的成绩为起点，对前人史学补偏救弊的结果，充分肯定了前人的成绩，表现出深刻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2.关于创建史学学术史的思想。章学诚以明确的史学发展意识对历代史学洞察利弊， 指陈瑕疵，提出了史学革新的构想，其中主张在纪传体史书里设立《史官传》，全面反 映历代史学发展源流，考察其利弊得失，最能够表明他具有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在中国古代史书中，《晋书》卷八二集中记载了两晋的十余位史家，可以视为最早的 史家列传；明代李贽著《藏书》，也专门开辟了《史家传》。这表明史家关注史学自身 发展的意识不断增强，同时也说明社会对史学作用的认识不断提高。然而《晋书》和《 藏书》虽然设立了《史家传》，却是以叙述史家生平事迹为主，仍然属于人物传记的范 畴。从这样的史家传记里，看不到史学发展演变的轨迹和趋势，更难考察某一时期史学 利弊得失的总体面貌。
    章学诚认为应当改变过去史书为史家立人物传的方法，主张集中设立《史官传》。他 明确指出：“列传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33]章学诚进一 步阐明设立《史官传》的重要性说：“夫作史而不论前史之是非得失，何由见其折中考 定之所从？昔荀卿非十二子，庄周辨关尹、老聃、墨翟、慎到之流，诸子一家之书，犹 皆低昂参互，衷其所以立言；况史裁囊括一世，前人成辙，岂可忽而置之！”[34]他强 调设立此传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总结某一时代的史学成果，让后人继承和发扬史学 家法。章学诚指出：“书之未成，必有所取裁，如迁《史》之资于《世本》、《国策》 ，固《书》之资于冯商、刘歆是也。书之既成，必有其传述，如杨恽之布迁书，马融之 受汉史是也。书既成家，必有其攻习，如徐广、裴骃之注马，服虔、应劭之注班是也。此家学渊源之必待专篇列传而明者也。”[35]章学诚认为，司马迁、班固等人是具有这种史学意识的史家，可惜这一传统随后中断。他说：“史家著作成书，必取前人撰述汇而列之，所以辨家学之渊源，明折衷之有自也……况史学之重，远绍《春秋》，而后史不立专篇，乃令专门著述之业湮而莫考，岂非史家弗思之甚耶！”[36]其结果造成人为地割断史学发展的前后联系，倘若恢复这一优良传统，专门设立《史官传》，就能最大限度地继承前人的学术成果。二是通过记载历代史家及其学术流派，使后人能够认识前代史学中的利弊得失，借鉴经验，吸取教训，评价其是非功过。章学诚列举范晔撰《后汉书》，隐括刘珍、袁宏、华峤、谢承、司马彪诸家后汉史书而成；唐初撰修《晋书》，整齐王隐、虞预、何法盛、干宝、臧荣绪诸家晋史成书。但是，《后汉书》和《晋书》都没有条别诸家史书体裁义例，论次群书得失。史家修史对前代史书内容“不为叙述讨论，萃合一篇之内，何以得其折衷？此诸家流别之必待专篇列传而明者也”[37]。尤其是唐宋以后史馆集众修史，更应该说明具体分工情况，标明某纪、某志编自何人，某表、某传出自谁手。只有这样，后人才能考察史书质量臧否，评论史家史识高下。如果“不为整齐缀合，各溯所由，未免一书之中优劣互见，而功过难知。此一书功力之必待专篇列传而明者也。”[38]其实这并不困难，因为后代史家为前代史家作传时，必然能够看到他们的著述材料，明晰修史原委，把这些内容集为一编，或为一人单独立传，或为诸家集体立传，便于后人考察其学术全貌。章学诚认为：“后人修史，不能条别诸家体裁，论次群书得失，萃合一篇之中，比如郢人善斫，质丧何求？夏礼能言，无征不信者也。他若聚众修书，立监置纪，尤当考定篇章，覆审文字，某纪、某书编之谁氏，某表、某传撰自何人，乃使读者察其臧慝，定其是非，庶几泾渭虽淆，淄渑可辨；末流之弊，犹恃堤防。”[39]这些事迹若不及时编录，很快就会散失殆尽。由此看来，前史虽有《史家传》，不免荒略太甚，无法适应史学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