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史学批评必须坚持多闻阙疑的原则，否则其结论不是忽视历史事实的存在，就 是虚构历史事实的存在，结果都不会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章学诚以后人对《三坟》、 《五典》聚讼纷纭为例，认为“左氏之所谓《三坟》、《五典》，或其概而名之，或又 别为一说，未可知也。必欲确指如何为三皇之《坟》，如何为五帝之《典》，则凿矣” [47]。后人把它们视为上古文献，大致是不会错的，如果一定要确定《三坟》是哪三皇 之书，《五典》是哪五帝之籍，只能是穿凿附会，得不到正确的认识。他还批评历代学 者对前人之书穿凿附会解释之风说：“夫书为象数而作者，其篇章可以象数求也；其书 初不关乎象数者，必求象数以实之，则凿矣。”[48]尖刻地讽刺了那些评论《史记》的 人不能因文献不足而缺所不知，谨慎议论，而以象数妄意附会司马迁著书篇数，结果在 史学批评方法上陷入穿凿附会的误区。他说：“古人著书命篇，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 ……说者不求篇内之义理，而过求篇外之标题，则于义为凿也。”[49]这种史学批评方 法，很容易误导世人治学出现偏差，形成不知而妄作的风气。章学诚批评明清之际学者 费密所谓其学出于子夏七十二传和孔子以来七十子传人具在的说法，指出：“此二事皆 费氏之大谬戾者，其故出于不甚学，而喜穿凿也。”[50]所以，必须屏弃凿空立论的错 误史学批评方法，确立多闻阙疑的正确史学批评方法，才有利于史学的良性发展。章学 诚认为：“读史阙疑，姑存以质智者。”[51]这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可以有效地避免 因无知而议论不实。他还指出：“阙疑之说，不特诂义为然，论文亦当如此理也。”[5 2]强调评论经史之文应当特别慎重，必须采用多闻阙疑的方法。
    其二，史学批评应当审慎之至，如果没有事实依据而凿空立论，故意标新立异，必然 造成貌似创论，实为臆说，曲解古人的恶果。章学诚批评有些学者解经论史穿凿附会， 褒贬议论无当于事实。他指出清代经学家汪中所谓墨学出于《伊尹》、《太公》、《尹 佚》等六家之书，皆属穿凿附会之论，在史学批评方面没有价值。因为春秋以前尚无诸 子著书之事，“盖道家有称太公、伊尹之言，后人误为即太公、伊尹之书；墨家有称尹 佚之言，后人误为即尹佚之书……而汪中叙六家为墨氏渊源，不其傎乎！”[53]针对当 时的经学家孙星衍关于墨家文化出于夏礼的观点，章学诚批评说：“夏、商典礼，其损 益者已入《周官》，譬如伊、洛已入河流，固无从分其源派；其未尝损益者守在子孙， 故孔子之于夏、殷礼，不求之于《周官》而求于杞、宋之文献也。孔子既曰杞、宋文献 不足证矣，生孔子后者又能学于夏礼，是诬世也。”[54]孔子距离夏商两代很近，尚且 因为文献不足而无法认识其礼乐制度，孙星衍又远在孔子之后，更不可能考证清楚墨家 文化中哪些内容是夏礼，哪些内容是商礼。所以章学诚得出结论说：“《墨子》之书， 谓出夏礼，说似奇创，实无所本。”[55]孙星衍评论上古三代与后世学术发展的渊源关 系，结论完全是通过比附牵强得出的，并没有多少事实根据，不仅结论不正确，而且史 学批评方法也存在失误，违背了多闻阙疑的历史主义批评原则。
    3.史学批评必须做到知人论世，不应苛求古人。《孟子·万章下》提出：“论古之人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这是对知人论世原则最早的表 述，后世史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有所遵循，但从理论上发展了这个原则的是清代章学诚 。他说：“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恕非宽容之谓者 ，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56]章学诚认识到各种非历史主义史学批评方法给中国史 学带来的严重危害，从史学批评方法论的高度对知人论世的内涵作了系统阐述，指出史 学批评的重要原则就是“知世”而“论人”，强调必须了解古人所处的特定历史时代和 具体社会环境。他认为：“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 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 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千古以后乎？”[57]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 物，社会是人类存在的惟一方式。历史的进程是由许多“时”与“位”的链条环节组成 的，它们反过来又对史家的认识起着制约作用。史学批评必须考虑到这两个方面的影响 ，这是知人论世方法的基本内涵和根本原则。
    章学诚强调认识史学必须运用正确方法，给史学批评注入了理性因素，形成了知人论 世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第一，所谓了解“古人之世”，就是要充分考虑到不同时代的历史背景，思想与认识 水平必然不同。章学诚指出：“人不幸而为古人，不能阅后世之穷变通久，而有未见之 事与理；又不能一言一动处处自作注解，以使后人之不疑；又不能留其口舌以待后生掎 摭之时出而与之质辨，惟有升天入地一听后起之魏伯起尔。然百年之后，吾辈亦古人也 ，设身处地，又当何如？”[58]只有把被认识的对象置于该时代去作评价，才不会出现 史学批评的诬枉，苛求古人。如果“学者能读前人之书，不能设身处境，而论前人之得 失，则其说未易得当也。”[59]说明“知世”而“论人”方法在史学批评中极为重要。 章学诚按照这个标准考察了古今学术发展的不同面貌，对古人和后人的治学特点作出了 评价，指出由于时世不同，处在不同时代的人们行事也必然不同，史学批评必须充分考 虑到这种关系，才可以做到知人论世。所以章学诚说：“故必明乎调剂盈虚之说，然后 可以知人而论世也。”[60]他在具体的史学批评中，自觉坚持这一原则。如评论司马迁 撰史说：“才之长短不可掩，而时之今古不可强。司马迁述《尚书》、《左》、《国》 之文，孑孑而不足；述《战国》、《楚汉》之文，恢恢而有余。非特限于才，抑亦拘于 时也。”[61]从历史时代的远近和遗留史料的多寡评价了司马迁《史记》详近略远的修 史义例，作出了知人论世的评价。章学诚还从时代特点评价了历代史家对魏蜀正统的不 同看法：“昔者陈寿《三国志》纪魏而传吴、蜀，习凿齿为《汉晋春秋》，正其统矣。 司马《通鉴》仍陈氏之说，朱子《纲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应陈氏 误于先，而司马再误于其后，而习氏与朱子之识力偏居于优也。而古今之讥《国志》与 《通鉴》者，殆于肆口而骂詈，则不知起古人于九原，肯吾心服否耶？陈氏生于西晋， 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 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诸贤异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62]陈寿、司马 光尊魏和习凿齿、朱熹尊蜀，完全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并非存在史识上的优劣 。这种设身处地评价前人的做法，不仅避免了因不察时代而空论正统的不良风气，而且 揭示出特定时代对史家观念的影响，阐明了各个时代史学的性质和特征。在关于东魏和 西魏孰为正统问题上，章学诚作出同样的批评：“魏澹撰《魏书》，自道武及恭帝为十 三《纪》，是以西魏为正统。而收《书》乃以孝静帝武定八年高洋篡位为魏之亡，是以 东魏为正统矣。盖魏收北齐人，不能不称东魏，为高氏争国统也。澹则入周，自不容不 尊西魏矣。古人著书，当为设身处地。”[63]充分考虑到各自时代政治环境对两位史家 正统观念的影响，作出了知人论世的评价。这种评价方法是把史学著作与著书者所处的 时代结合起来，从时代所能够提供的社会条件和学术条件评价其史学成就，最大限度地 尊重历史事实，作出朴素历史主义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