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哈尔滨特警处受命搜查了苏联驻哈总领事馆，逮捕总领事以下官员39人，其后，东北当局更按照事先制定的计划，加快了强制收回中东路的步伐。这从张学良的几份电报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1929年6月6日，张学良致张景惠、吕荣寰电：
    张长官、吕督办鉴：汉密。上月两公临行曾议定对东路施行步骤，进行如何，未敢催促。苏领馆事发生后，则我原定办法，自宜同时进行。良意对内两公须将意见交换，谋定后，不分彼此，照一定方针去做，且需极端机密，非重要僚属，不使参预，……对外则东路仍本协定精神，要求履行，继续以前经过程序，向俄方催促，若再用延宕办法，则我方须利用此时机出以严厉之手段，解散职工会，封闭苏俄所设商号，其余检查电信，限制居民，驱逐不良分子，皆将次第施行，务达我方所希望而后已。……望努力为之，有何困难，良当力肩之。取舍及因应方法，即由两公斟酌缓急，权宜行之。张学良。（注：《致张景惠吕荣寰电》，《张学良文集》（一），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91页。）
    同一天，张学良致张作相、张景惠等电：
    吉林张主席、卜奎万主席、哈尔滨张长官鉴：汉密。顷准外交部王部长支（4日）电开：世（31日）电计达，准东（1日）电并据驻苏联大使馆电称：苏联大使来文，严重抗议，要求从速释放被逮之人，发还公文、财物，并声明中国政府不顾国际公法，从今起对于驻莫中国代表及驻苏联中国各领馆，亦不受国际公法拘束，……形势紧张，亟应妥筹应付，拟即提交外交委员会，决定最好办法。若群议绝交，吉、黑沿边，以东省兵力能否足资防御，事机紧迫，希即妥筹详细电复，并请查照世电，将查获文件迅派妥员，送部为盼，等因。除以搜查办法确为正当，并事关全国，研究防御不能专以东北兵力为依据各理由，电复王部长外，特电查照。张学良。（注：《致张作相等人电》，《张学良文集》（一），第189页。）
    综合以上两电内容，1、东北当局在5月份即已议定收回中东路的步骤，有所谓“原定办法”，“一定方针”，这个方针是东北当局自行决定的，而不是由国民政府“指令”或“挑起”的；2、东北“五二七”行动后，苏方宣称将以同等方式对待中国，南京方面有继续恶化中苏关系的倾向，甚至不惜引起可能的武装冲突，只是对东北当局的军事实力尚无把握，希望得到东北方面准确、肯定的回答；3、当南京方面还在征询如果中苏交恶、东北是否足资抵御，以便开会决定对苏大计时，张学良已发出让张景惠等“以严厉之手段”“同时进行”的命令，并表示由他“力肩”可能的后果；4、对南京方面，张学良表示不能仅以东北的实力来决定是否与苏联搞军事对抗，也即关内的军事力量亦应计入，并暗含如果出了事不光是东北的责任之意。这同时也说明，张学良也有邀南京国民政府“入伙”、介入中东路问题的谋划，但其行动并不为国民政府所左右，既不以南京方面是否承诺全力支持作为决策的依据，也不需要南京方面的批准。
    再次，从他身边人员后来的回忆看，也都承认是东北当局自己决定的。
    张学良的外交秘书主任、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的王家桢认为此事是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东省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东北政务委员会机要秘书邹尚友挑起的，他说：“张景惠这个人是人所共知的一个庸碌无能、事理不清、是非不明的家伙。在张景惠手下办理对俄外交的，有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中东铁路理事邹尚友、李绍庚等，他们全是哈尔滨商业学校毕业的学生。这个学校是帝俄在哈尔滨办的专为培养殖民统治代理人而设的。……由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不但俄语全很好，就是生活习惯和世界观也是帝国主义殖民国家那一套。他们对于帝俄时代的将军，可以说有特殊的崇信。张国忱有一个白俄顾问是帝俄时代的将军，名叫托玛舍夫斯基，他向张国忱建议说：‘苏联有大饥荒，人民奄奄待毙，对于共产党政权极度不满，欧美各国对于苏联也有仇恨，倘若有人此刻发难，共产党必倒台。中国若能趁这个机会将中东路主权一举收回，不但苏联此刻无力进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强，也必双手高举，赞成中国的行动。’张国忱、邹尚友这帮人，本来就不懂什么政治，更加上他们正想挤掉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由张国忱取而代之。……张国忱接受了他的白俄顾问的建议，就和张景惠商量作了决定。”（注：王家桢：《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片断》，方正等编《张学良与东北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72-173页。）
    张国忱的回忆则既承认了他自己及邹尚友、也提到了吕荣寰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如他说：“1929年秋，我在哈尔滨教育厅厅长任内曾建议张学良以武力接收东路。经沈阳东北政委会讨论通过，责成吕荣寰执行，……酿成事件。”他又说，邹尚友四处奔走游说，打着强制收回中东路的幌子，“而他骨子里却企图把吕荣寰打倒，使我继位，他就可以获得副理事长的优缺以饱私欲。是以他经常不断地联系着张的外籍顾问，……另一方面对张的左右如秘书处长朱光沐、宣传处长沈能毅等等更是一步不离，以保持着与张的思想联系。这时张的左右（大部分为新派）一谈到东路问题，都认为除断然强制接收外别无良策。”张国忱等按照张学良的授意，一步一步，从苏联人手中“强制接收”了哈尔滨文物研究会、哈尔滨气象台、哈尔滨自动电话局、驱逐教育厅苏联科长菲利博维赤出境，直至“五二七”事件，“哈尔滨接收狂、反苏狂，猖狂一时”。“1929年秋，张召开东北政委会，……事先邹尚友以沈哈长途电话一再催促我赶快把计划作好提出，……我当时即草拟了解决东路问题建议一件，寄给张学良，该建议内容大致为：1、兹因苏方对东铁问题一再拖延不肯让步，应限期迫令苏方同意签字，实行平均用人及中俄文字并用等项以达到彻底解决；2、届期如不同意，则逮捕其铁路局长，并利用前被苏方开除的白党路员强制接收；3、发动以前，应在东路沿线妥为布防，如有其事地严肃对待；……果然，政委会通过了这个建议，决定由吕荣寰回哈执行。”吕荣寰“在教育厅接收了文物研究会后，他业已开始准备他的接收计划。”因事关重大，他正在迟疑间，即听到与张国忱等的一再采取行动比较，“铁路当局懦弱无能”、将被撤换的说法，“他感觉到与其被撤而去，倒不如搞一下政治冒险，……他就在这种逻辑支配下，毅然把强制接收东路提案送到沈阳。”“吕荣寰和张景惠（他两都是参加东北政务委员会去开会的）由沈回哈，吕荣寰一下车就兴高采烈，”“慢慢才知道他的强制接收东路提案已完全通过，且决定由他全权执行。”“吕荣寰回哈后，即闭门部署，除与张景惠经常碰头外，他没有与别人交换过意见。”（注：张国忱：《1929年中东路事件内幕》，《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37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