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日本在东北易帜已成定局之后表示默许的态度，特别是1929年5月间陆续撤退济南惨案时派驻山东的军队，可能也给张学良和蒋介石一种错觉：即日本的威胁已大大消除，中日间的紧张关系已经缓解，苏联因与国内共产党问题的密切联系，是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国家，头号敌人，且内部问题不少，（注：如《中央日报》的一则报道称，苏俄“面包恐慌民食不足将何以言兵？白党潜逞危机四伏焉敢言对外，破坏非战约必贻世界讥何肯作戎首，舍谈判而言战则东路权利反将全失。”《苏俄有不能战者四》，1929年8月15日《中央日报》。）因此敢于在这种内忧外患接连不断的“多事之秋”，主动挑起一次对外冲突。而且，这几个事件交织的结果，一是张学良在对苏冲突中被打痛了，真打起来时，南京政府又不能给予有效支援，到九一八事变，张就不愿意单独抵抗，说抗日是全国的事，不是东北一地的事，怕再吃上次那样的亏；二是济南事件通过和平交涉，日军也撤走了，说明中日间的冲突，可以不以武力的方式解决，这恐怕也是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及九一八事变之初，张学良、蒋介石都心存侥幸，持不抵抗态度的重要因素，张学良事后一再说，对日本的意图不清楚，判断有误，应该也是实情。以为还可以像以前那样，作点让步，说点好话，就可以把日本人“请”出去，谁知这一次不行了，日本人不仅不撤，反而一步步扩大侵略。到发现日本侵华的真实意图，张学良、蒋介石就先后改变了对日立场。日本这时在济南的撤军，留下的错觉确实很大。虽然在对苏事起之后，蒋介石、张学良都发现了日本有肆意渲染、从中渔利的企图，有所警惕，（注：蒋介石在7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事情发生以后，白色帝国主义者之日本，颇有不甘沉默之概，报章宣传，动色相告，其幸灾乐祸、欲收渔人之利，盖已昭然若揭。”“日本于此又造开战（对俄）之谣，日本幸灾乐祸，固其本怀。”（《蒋介石秘录》第三卷第34-35页）张学良在22日致蒋介石的电报中则说：“惟某方处心积虑，惟在坐收渔利，就之百般煽感，惟恐衅端不开，日来连得报告，昭然有据，倘不幸引起战事，牵涉甚大，诚有不可思议者。”（《张学良文集》一，第207页）。）但张学良是已陷于十分被动的处境，无法轻易脱身；蒋介石中央政府则似乎是情愿把事情闹成一个僵局，寻求扩大而不是缩小与苏联的裂痕，南京中央的外交举措是延搁而决不是促使问题的解决。
    实际上，到1929年年初，中国的局势看来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南北终于实现了和平统一，日本对东北易帜虽极力阻扰，但面对国民党蓬勃发展的势头和中国的统一趋势，暂时接受了这一现实，而未以实际的行动干预；济南惨案在几经周折之后，也终于达成妥协，日军居然撤出了在山东的军队；这显然是对国民政府实力的一种承认，是接受中国在逐步走向稳定现实的一种表现。如果以此为契机，国民政府能谨慎处理内外问题，对异己力量不操之过急，潜心内部建设，稳扎稳打，九一八之祸不说可以避免，至少也可以推迟。但张、蒋均缺乏此种长远眼光和阔大胸襟，日本人刚走，就开始对苏联人动粗，1929年5月成了一个转折的或者有象征意义的月份，“五二七”事件一发生，新的灾难就开始了，事起之后，苏联人一动真格的，东北军不堪一击的现状就完全暴露在世人面前；事前一直高调不断的南京国民政府此时也变了腔调，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外国申诉，请国联主持公道，没有一点抵抗外侮的实力。而且内部纠纷不断，3月底蒋桂开战，10月份中苏之间正闹得不可开交时，蒋冯之间又打了起来，接着是第二次蒋桂战争，过了年，又是蒋阎冯桂中原大战，张学良入关。中国新政权的底细被日本人摸了个一清二楚：这是一个不必尊重和认真对付的政权！出兵东北就毫无顾忌了。真是所谓“人必先自辱而后人辱之”！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张学良接手东北，到1929年初都出现了一个相对较好的势头，但不自量力、轻率决策，使局势因而发生逆转，张学良之由盛而衰，始于中东路事件，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命运之逆转，受此事件之累也颇多，后之决策者，在鼎盛之时，能不怵惕乎？
    可见，张学良、蒋介石此时将苏联视为头号敌国，主动出击，而忽视了日本对中国由来已久的、日渐扩大的威胁，对国际战略局势的把握发生了严重偏差，造成了对外战略中的一连串失误和损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内外决策上一系列失误中的一项，这些决策大多给人以相当草率、鲁莽、冲动之感，而不是深思熟虑、计划周详、知己知彼的产物。这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在管理国家的能力上，还是相当欠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