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东北军第4师师长的刘翼飞回忆：“1929年夏秋之间张学良在北戴河避暑时，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教育厅长张国忱等纷纷电张，要求进兵吉黑，强制接收中东铁路，……并且说苏联一定不能抵抗云云。”“张学良乃找我说：‘张辅帅（张作相）对于这事还犹豫不决，你可偕同张廷枢明日去吉林见辅帅，告以根据各方面报告，苏联决不能打仗，以坚其信心。”因刘表示怀疑，张未让他去吉林。“后来听说吕荣寰曾携带所谓情报和接收中东路的计划到沈阳和张学良商谈，……怂恿张学良强行收回中东铁路，以致酿成战事。”（注：刘翼飞：《关于中东路事件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2-104页。）
    根据以上几份回忆资料，结合张学良的电报来看，事前张国忱、吕荣寰都向张学良提交过强制收回中东路的议案，并在东北政务委员会（5月份的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决定由吕荣寰、张景惠负责执行。这期间并没有经过南京国民政府。6月6日，张学良又打电报给张景惠、吕荣寰，告诉他们可以行动了，这比6月26日钟毓向王正廷报告早了20天，比7月7日张学良、蒋介石第一次见面早了一个月。中东路事件，张学良及张景惠、吕荣寰是主要决策者，张景惠、吕荣寰、张国忱、邹尚友等人是促使张学良下决心的几个主要人物。
    张学良在公开场合，也宣称要以强硬态度对俄。7月6日，他在天津对记者谈话时表示：“本人对俄意见，以为凡条约以内已允我之权利，应当强硬主张，不能放弃。”（注：《抵津后与记者的谈话》，天津《大公报》1929年7月7日。）张景惠、吕荣寰等强行接管中东路之后，7月12日，张学良又致电表示嘉勉：“张长官、吕督办均鉴：真（11）日两电均悉。此次处置俄事，事前筹备完密，临事措置又极迅速，深合机宜，殊堪嘉慰。除电达中央外，希仍按固定步骤，妥慎进行为要。张学良。”（注：《致张景惠吕荣寰电》，《张学良文集》（一），第202页。）电中提到“事前筹备完密，”让“仍按固定步骤”继续进行，可见完全是东北当局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事情做了，由张学良“电达中央”，但决策指挥，能驱使张、吕动手的，只能是张学良。许多年后，据为张学良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注：毕万闻：《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转引自曾景忠《澄清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方针研究的误区》，《史学月刊》2003年第8期。）
    南京国民政府对此积极鼓动和支持
    南京当局则对此采取了支持、鼓励的态度，使事件向更为恶劣的方向发展。这也符合南京政府将在关内与苏决裂的方针扩展至东北的意愿，现由东北方面主动提出，可说是正中下怀。
    一是如上所述，王正廷在6月4日致张学良的电报中，向东北方面透露出有继续恶化中苏关系的意向，即外交委员会有可能“群议绝交”，探询东北方面有无武力抵抗的能力。
    二是6月26日，受张学良委派，吉林省交涉员钟毓携带搜查到的哈尔滨苏领事馆文件及东北政委会所拟对苏意见书到南京，当天即谒王正廷。王对东北的计划明显持赞同、鼓励的态度，试看以下二电：
    1929年6月29日张学良致张景惠、吕荣寰：
    张长官、吕督办均鉴：顷准外交部王部长感（27日）电开：钟委员抵宁，尊处函呈均已收悉。张长官、吕督办所拟处置办法，均为扼要之图。为保持地方治安计，即可随时由地方酌量情形，径行办理。关于东路各款，在我能以自行办理，即请转饬相机进行。此等处置，均毋庸与俄方人员提（商）议，转生枝节。如俄方对此有所抗议，可嘱径向中央交涉。被拘俄人在交涉未得相当解决，（并）经中央许可以前，勿予释放。至全部对俄交涉步骤，俟呈候政府核准，当再电达，等因。细译电开各节，外（交）部对于东北对于俄国关系，及此案处置，似均颇为了解。除电复外，希即依照该电所述妥实进行，并将办理情形随时电知为盼。张学良。艳印。（注：《致张景惠吕荣寰电》，《张学良文集》（一），第186页。此电《张学良文集》编者所署日期为5月29日，张友坤等编《张学良年谱》也将之编为5月29日内容，此处日期判断有误，将电报时间提前了一个月，即应当是6月29日。理由有三：其一，该电提到王正廷27日给张学良的电报，王正廷在电中已经知道哈尔滨“五二七”事件，并提出了不要释放“被拘俄人”的处理意见，哈尔滨当局搜查俄领馆是在5月27日下午2点，在同一天的余下时间，张学良就电告了南京外交部，南京外交部就作出了处理决定，并电告了张学良，这毫无可能。据上引6月6日张学良致张作相、张景惠等电，王正廷对“五二七”事件作出反应的第一封电报应是5月31日致张学良的“世”电，6月4日，又发出“支”电，一是转告苏联方面的反应，二是谈到南京方面还未决策，三是要求“查照‘世’电”，派员将查获文件尽快送部；其二，事情的程序应该是，5月27日，哈尔滨方面采取行动，接着报告南京国民政府，5月31日，王正廷复电张学良，请派员将查获的文件送宁，6月4日，王再次发电催促，张学良乃决定派钟毓赴南京报告，6月26日，钟毓到南京，27日，王发出“感”电，电中提到“钟委员抵宁，尊处函呈均已收悉”，也才提到东北方面先不要放人。这在逻辑上才讲得通，如果是5月27日的电报，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内容？其三，如果与笔者接下来所引的6月30日张学良致张景惠、吕荣寰电相对照，事情就更清楚了，张学良将王正廷27日的“感”电与28日钟毓的“俭”电并称，并说俭“电内主旨与外部电大致略同，而语意更为明了。”两电内容确实大致相同，应是钟、王见面商洽后在前后两日发出，而不可能是相隔一个月的两封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