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帅过于自信的对俄政策，导致了在伯力城接受哀的美敦书。”（注：《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404-406页。）
    顾维钧当时作为张的临时外交顾问，自称与端纳一起劝过张要谨慎，但未被张所采纳。上面几段话意思是很明白的，最终的决心，还是要由张学良来下。
    苏方最初对中方挑起事端的行为采取了忍让和克制的态度
    1928年12月24日，东北当局强行接收中东路电话局，苏对此事件未作出反应。（注：《张学良年谱》上，第330、352页。）
    据张国忱回忆，其后几次，苏联方面也作了让步：
    “1、强制接收文物研究会。我一到厅，就向厅内负责人员表示，坚决执行奉苏协定，接收文物研究会和气象台，希望搜集材料，供给意见，当有厅内原有白俄督学们自告奋勇，去摸索文物研究会内部情况回复后，请准上级，届时由翻译人员偕警察，到会宣读了上级命令，经该会苏联领导人请示了他的上级后，所有苏籍员工均皆退出，于是安然无事地把哈尔滨文物研究会给接收过来。
    2、强制接收哈尔滨气象台。接收气象台，同样利用白俄督学和由他们介绍来的该台内部叛徒所供给的内部情况，也是用同样手续，安然无事地接收过来。
    3、强制接收哈尔滨自动电话局。……东三省电政监督蒋斌不甘落后，亦请准张学良，……安然把自动电话局接收过来。
    4、驱逐教育厅苏联科长菲利博维赤出境。……另由苏方推荐了新人接替。
    5、特警处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特区警察管理处处长米春霖也不甘示弱，他使用金钱、利用白俄督察、买通某些歹人窃取的情报，”搜查了领事馆。（注：张国忱：《1929年中东路事件内幕》，《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37辑，第40-41页。）
    另曾任东铁理事会职员的王泽久也说苏联最初是忍让的：中方接管东铁沿线的电话、电信局，“东铁苏方负责人员对此并无反应。代表苏方权益的苏方理事们，态度也比较和缓。我方遂又另提出些要求，如东铁路款一向存在苏方远东银行的，要求改为存在远东银行和中国银行各一半。东省特别区教育经费，得由东铁提供，在我方的压力下，苏方也忍让照办。这更给蒋、张和东铁那些抱强硬态度的投机分子造成假象，以为苏方真是软弱可欺的。”（注：王泽久：《1929年“中东路事件”回忆》，《辽宁文史资料》第6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
    还要指出的是，如上所引，哈尔滨地方当局几次行动都有仇视和企图颠覆苏联的白俄人员参与，说苏联不稳的舆论也是白俄分子造出来的，白俄分子实际上也在利用东北当局，张国忱的白俄顾问“托玛舍夫斯基企图利用中国在西伯利亚搞复辟，他本人后来在南京与我闲谈时，也未隐瞒这一点。并且在中苏冲突时，东北组织的东西两路拒俄联军内全有身着军服的白俄人参加”。不深入调查、误信谗言，利用几个流亡的白俄来与强大的苏联相对抗，这在战略上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明智的。（注：王家桢：《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片断》，《张学良与东北军》，第173页。）
    这时，苏联要全力以赴应对西方的压力，在中国、在东线是取守势，实质上对中国并不构成威胁，也没有领土要求，张学良、蒋介石对苏俄支持中共、在中国搞赤化的威胁作了不恰当的估计。
    真正咄咄逼人、要置中国于死地的是东邻的日本。在1928年底易帜前后，东北当局、张学良已处处可以感受到这种威胁。
    这种局势之下，不说主动改善对苏外交、联苏以制日，全力以赴解决最主要的矛盾，至少应与苏和平相处，避免冲突，一些局部的遗留问题留待时机成熟时再以妥善的方式解决，怎能不掂量事情的轻重缓急，一再以强硬态度解决中苏间的矛盾，且多次利用仇视和企图颠覆苏联的白俄人员反苏，更使苏方难以容忍，而迫使苏联在边境动武，弄到损兵折将、威风扫地，使弱点充分暴露，削减了己方的斗志，刺激了日本的凶焰，埋下了九一八不抵抗主义的隐患。
    张学良此时主动反苏，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动机
    一是利益驱动。想乘苏联内部不稳的时机，收回有重大利益的中东路及其相关管理机构，而且，从外国人手中收回利权，也有利于提高政治声誉。
    二是迎合南京中央的反苏立场。1927年后，国民政府反苏反共，接连制造反苏事件，封闭苏联在关内的使领馆，对苏联持仇视、敌视的态度，苏外交人员在国统区已不能立足，但在东北大体上还能正常存在和交往。东北易帜之后，按易帜条件，外交要收归中央，苏联领馆及机构的照常存在，与关内的气氛就很不协调，此时反苏，显然会得到南京当局的欢迎。如果各方情况无误，按照东北方面的如意算盘，这件事真是有利（直接间接的经济政治利益）、无害（苏联无力抗拒，不会有实质性的行动）、讨好（南京中央会感到高兴，且出了问题南京方面还表示愿意大力支持，无后顾之忧）的很划算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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