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即6月30日，张学良再电张景惠、吕荣寰：
    前接外交部王部长感电，业已电知在案。兹复据赴京专员钟毓俭（28日）电称：谒晤王部长，说明哈党案情形，原折所拟办法与部之意见并不冲突，会商结果，应分执行与交涉为两事，哈当局照原呈四项原折三项办法，不必与俄员交涉，而按节强制执行。如不服从，而押换局长亦所不惜，万不可与之商量。全案解决、签字应俟令，由中央综核全局，制成提案大纲，连东路改组……及蒙古、新疆问题，同时向苏联提出，严重负责交涉，……如苏俄肯一一就我范围，虽饵以复交，亦无不可。被拘39人亦应候中央解决，以勿先释为是。并由毓声明，倘若起重大事件，应由中央主持，全权负责，外（交）部亦以为是。……查电内主旨与外部电大致略同，而语意更为明了。除原拟撤换领事一项，属于交涉范围，应听候外（交）部主持外，其余各项均与东路有关，希即认明系属执行范围，酌量情形妥实办理，除电复以为可行，仍令向部接洽外，特电查照。张学良。印。（注：《致张景惠吕荣寰电》，《张学良文集》（一），第195页。）
    分析起来，两份电报透露的要旨有：1、张景惠、吕荣寰事先已拟定了对以中东路为主的苏联在东北的机构、人员的“处置办法”，即所谓“原呈四项原折三项”，有一整套方案，南京方面有所谓“部之意见”，有一个相应的安排，其对苏联同样持强硬、对抗的立场；2、张学良向南京方面报告了东北的计划和打算，王正廷肯定了东北当局的“办法”，这在形式上履行了东北方面提出、南京方面认可、批准的手续；3、南京的意思，东北地方和南京中央分工合作，地方负执行之责，中央负交涉之责，地方不要局部交涉；4、南京方面用“饵以复交”，来谈对苏关系，含有若中苏复交是中方对苏方的一种恩赐，这种很不正常的心态，可笑亦复可怜，不知南京当局为何在对苏关系上就会如此自我膨胀，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还以为人家是要求他。在对外交往中，带有明显的投机色彩，斗不过就屈辱妥协，（自以为）斗得过就妄自尊大，结果徒然留下笑柄。
    1929年7月5日，蒋介石电张学良，谓坚决收回中东路主权，不得已时可绝交，并嘱东北边境戒严。7月9日下午，蒋介石、张学良第一次会见后在北平西山与阎锡山等举行正式会议，议定在统一之后，地方应服从中央政府，但需分片负责，东南由蒋兼领，东北责成张学良负责，西北责成阎锡山负责，如有问题发生，应与中央协商解决。东北外交，对苏应取强硬态度，由张学良负责办理，具体方案与外交部长王正廷协商。7月10日下午，蒋、阎、张等与刚抵北平的外长王正廷、亚洲司长周龙光、驻苏代办朱绍阳举行会议，蒋介石仍主张对苏取强硬态度，武力接管中东路，防止“赤化”，甚至与苏断交，在所不惜，一旦中苏开战，中央可出兵10万，拨几百万元军费。这可以算是东北的行动方案在蒋张会见时正式得到了南京中央的认可，东北在张学良到北平见蒋之后的7月10日迈出对苏最关键性的一步，当然不是偶然的。至于与王正廷商议的情况，7月12日，张学良在给张景惠、吕荣寰的电报中称：“昨晚在京与王部长详谈我方所定办法，王均谓然。至赎路、绝交、撤领各问题，均由部担任，……此次我方照预定计划分别实行，自宜妥速作去，勿稍忽，是为至嘱。”（注：参见《张学良年谱》上，第374-376页；《张学良文集》（一），第203页；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4-1025页。）大意为：对东北所定的办法，王均认可，达成的意向是：行动归东北，交涉归中央，“分别实行”。
    一些关于张学良的传记认为，蒋介石是想借中东路事件削弱张学良，故显出异乎寻常的热心，挑动张学良反苏。此说最有力的证据似乎是《顾维钧回忆录》中的一段话，书中说：“很可能张之所以卷入对俄问题乃是南京对付不听号令的所谓四大集团军的不同战略的一部分”，即以财政手段对付冯玉祥，政治手段对付阎锡山，军事手段对付李宗仁，外交手段对付张学良。“中央政府打算把少帅诱入圈套，因为少帅妄自尊大又无充分外交经验；吴铁城、张群甚至李石曾可能设法使他陷于对俄的困境，使之必须依赖南京，这样中央政府就能控制他了。”（注：《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06页。）从这期间蒋介石对冯阎桂几大实力派下手的情况来看，说蒋有削弱奉张的用心，不无道理，蒋对其他派系一一打压，自然不会独厚于奉张。但中东路这件事情，过多地“突出”蒋介石的作用，似乎还不大合适。一是是否行动的主动权还在张学良，是他先做决定，再请示南京，蒋既不能直接到东北去反苏，也不可能勉强张学良这样干；二是具体在这件事上，蒋介石主要还是为了反苏，得知苏联宣布断交后，7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惟吾人深望能达绝交目的，而后对国内共党方有彻底办法耳！”（注：《蒋介石秘录》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在这种心态下，张愿意发动反苏，蒋是求之不得，应当也乐观其成，而不是一开始就指望其损兵折将，徒遭羞辱。而且，苏联是否会做出这么强烈的反应，苏联是否有实力来抗拒奉张的这种进逼，也并不在蒋介石的掌握之中。确切地说，蒋是顺水推舟，而并非诱君入瓮。当然，如果张学良干这件买卖赔了本，蒋介石也不会多么心疼，或者还会在南京窃喜，也极有可能，但这与蒋介石推张入火坑还是有区别的。是张自己要跳，蒋则是鼓励他跳。
    而且，在事实上，顾维钧的那段话，也只是他的一种推测，在同一节，顾维钧有几处地方更肯定是张学良起了主导作用：
    “少帅深信他的情报人员的报告，这些人把苏俄内部描写成为困难重重。少帅不断对端纳讲，这是中国对俄国过去在满洲的不义行径报仇的机会。他确信会有出头之日。”
    “很明显，他只想到了一个结局，就是在武装冲突中彻底获胜，而没有想到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
    “南京在沈阳的对俄政策上是否起过作用是个疑问。实权集中掌握在少帅和他在满洲的同事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