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皇权的神性内涵相辅相成的是，它在现实社会中所形成的中央集权官僚制统治。这 种统治体制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公元5世纪日本列岛统一后出现的早期国家形态--氏姓 制度。以氏族血缘关系和模拟血缘关系为纽带，所有的政治集团最终都归属并听命于天 皇（其前身为“君”、“大君”等等）这个总家长和氏族集团的总头领。共同体内部严格 的家族式统治关系，使共同体成员唯上是从。国家大事由天皇任命的各级官吏去决定和 管理。大化革新后，中国唐朝的中央集权制统治体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大大装备和 完善了日本原有的氏姓制度，使皇权至上的统治理念由于嫁接了“忠”和“孝”的思想 而变得更加巩固。氏姓贵族的统治向着更为严密有效的官僚制演进。按爵位授官，按官 职授田，官吏的考绩、监察、奖惩均有法可依，使官尊民卑，上令下从有了更强有力的 制度保证。在武士掌权的幕府时代，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机构的官员均由大将军任命 。大将军和他的下属通过以“忠”“信”为核心的武家法度，结成了生死相许的主从关 系。主从之间，只有命令与服从。
    在这样一种统治体制下，如果要说有什么“议政”、“合议”之类的政治形式的话， 那就是在官僚体制内部，存在着某种资治佐政性质的政治运作。例如公元604年，圣德 太子制定《十七条宪法》，规定“大事不可独断，必与众宣论”。1225年，镰仓幕府执 权北条泰时当政时，推行“民主”政治，设立“评定众”制度，规定大事需经过讨论决 定。以后足利幕府也效法北条，保留评定众制度。1585年丰臣秀吉任宰相时，设立“五 奉行”制度，每遇大事，召集5人合议，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形式并不具有决策机能， 而只是一种政策咨询，是官僚政治的附属物。它与欧洲的议会制有着本质的不同。
    日本政治传统中根深蒂固的道义而非契约关系，共同体观念而非个人权利观念，官僚 治国而非民众议政，所有这些，都使欧洲式的议会民主制没有产生的土壤和基础。
    其次，政权与政权组织形式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个政权的建立，都必须解决两个问题 ，即政权的性质和政权的组织形式。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二者中，政权的 性质是本质的、决定性的，同时也是相对活跃的部分；相比之下，政权的组织形式则表 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尽管它也会由于历史的发展而向前发展，但这种变化总是 相对迟缓和渐进的，它更多地表现出传统的积淀和历史的惯性。日本决心学习欧美，走 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决定了它要建立的，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能够为资本主义经济 发展服务的政权，这是它的首要的和带有根本性的任务。而这个任务，由于日本历史发 展的特点，并未能随着新政权的建立而自然地、全部地获得解决。也正是由于维新前资 产阶级发展的幼稚程度，使新政权不能不把培植资产阶级，以完善政权的阶级基础作为 它的首要工作。
    明治维新前后的资产阶级，尚处于发育和形成阶段，它正在由几部分力量衍化而来：
    一是士族。士族作为一个阶级，处在势将被消灭的历史地位。随着革命的深入，这个 代表封建生产关系的没落阶级急剧地分化、蜕变、消亡。一部分站在倒幕维新前列的中 下级武士，在痛苦的抉择中，完成着他们从“藩臣”到“朝臣”的转变，即从昔日效忠 自家家主的武士，转变到效忠中央政府的维新官僚，这是由封建制度的卫道士向资产阶 级代言人的转变，许多人都经历了痛苦的过渡期。如被誉为“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 允，曾上书政府，表露自己的矛盾心情，即在效忠新政权的同时，对昔日的旧主“也不 得不尽臣子之至情”①（注：由井正臣等编《官僚制·警察》，《日本近代思想大系》 第3卷，岩波书店，1990年，第15页。）。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在接到旧主的召唤， 要其回藩理事时，表示：“若为国家计，此举止关系甚大，事关朝廷之本体；若论私情 ，累代臣子之情义亦难无动于衷，不能视之度外，是以几乎进退两难，茫然失措。”① （注：由井正臣等编《官僚制·警察》，《日本近代思想大系》第3卷，第17页。）这些 中下级武士经过脱胎换骨的转变，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但是也有的封建武士不愿 意割断他们与旧制度的血脉联系，改革越深入，对他们的切身利益触及越深刻，他们越 是本能地进行激烈的反抗。同样是“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最终成为大规模士族 叛乱的总头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