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部分下级武士经过维新运动的洗礼，或成为新生产关系在政权中的忠实代表，或成 为旧制度的卫道士外，不少中上层武士经过奉还版籍、废藩置县、禄制改革、投资兴办 实业等步骤，逐渐由封建食利者阶级转化为资本的所有者和运用者，并最终成为资产阶 级队伍中的一员。
    二是新兴地主。这是一个在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内部孕育和产生的群体。随着土地私 有权的合法化，他们手中的资本不断膨胀。在采取各种手段继续扩大土地面积的同时， 他们也把目光转向城市中日益发展的工商业，通过向新兴产业投资，成为地主资本家一 身二任的实力派人物。正如当时著名评论家德富苏峰在一篇影响颇广的专论“田舍绅士 ”中对他们的评论：“其中的多数人渐渐改变了其封建大名的境遇，无可置疑地变成了 经营起家之民。例如，既已种桑，定要养蚕，既已养蚕，定要销售。势已至此，他们定 要扩大其农夫之魁的资格，而发展制造贸易的资格，即他们不仅有法国社会那种百姓根 性，而且要养成蛇一般敏锐的商卖根性。如此一来，组成一国中等社会的最敏锐、最活 泼的要素，则非他们莫属。”②（注：中村政则等编《经济构想》，《日本近代思想大 系》第8卷，第284页。）
    三是工商业阶层。这里面包括特权商人和高利贷者。在封建制度下，他们作为御用商 人，依附于封建领主，并垄断着商品的经营特权。但是他们与商品经济的天然属性和为 此而产生的与封建制度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使他们具有了在维新后向新的生产方式转 变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的过程中产生的大财阀，不少是由这些特权商人 转化而来。另外，维新政权一手扶植起来的“政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 分，他们亦工亦商，凭借手中的资本向各个领域全面出击。最有代表性的如涩泽荣一， 他早年经商，参加过尊王攘夷活动，在新政府做过官，以后投身实业界，创办银行、公 司，涉足制造业、农业、林业、能源、运输业、进出口贸易、金融等几乎所有重要部门 ，成为近100家银行和公司的大股东和领导者之一③（注：森川英正编《日本的企业与国 家》，第50页。）。涩泽荣一在回顾日本资产阶级的成长历程时说：“二三百年来，说 到商业，也就是零售大酱一斤，说到农业，也就是种萝卜供腌咸菜之用，说到工业，不 过是老媪摇纺车，姑娘织布之类。而今日，我国农工商现状当刮目相看。”④（注：中 村政则等编《经济构想》，《日本近代思想大系》第8卷，第326页。）
    四是其他已经或正在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社会阶层，如农村和家庭手工业工场 主，小商品生产者，向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转移的富裕农民，等等。
    对于这一新生阶级的政治状况，当时的大藏省高级官僚井上馨与涩泽荣一共同撰文说 道：“久惯专擅之余习，长安偏僻之固陋，知识未开，志操未确，进退俯仰，惟遵政府 之命，至于所谓权利义务等等，尚不能辨其为何物。政府所令之事，举国奉之，政府所 赴之处，举国归之。凡风习、语言、服饰、器物乃至日用玩具，无不争先恐后，模仿政 府之好尚者”。⑤（注：由井正臣等编《官僚制·警察》，《日本近代思想大系》第3卷 ，第68页。）
    维新政权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扶植这些前资产阶级的或准资产阶级的力量尽快成长， 使之真正成为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当时的舆论界在评论政府对新生阶级的扶持 时说：“吾等不能不为我政府无微不至的关心所感动，哪怕是从玉川河取一把砂子，在 品川湾采一束海带，制一块冰，都要一一给予关照……无论是筹措股金，聘请技师，筹 建公司，制图，测量，所有准备工作都离不开政府，若无当局点头，则铁轨绝不能敷， 火车绝不能跑，股金绝不能获利。”①（注：中村政则等编《经济构想》，《日本近代 思想大系》第8卷，第286-287页。）
    那么，这个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政权能不能按照欧洲议会民主制的方式进行运作呢？历 史证明，采取何种政权组织形式，最终要根据政权建设的根本任务来决定。即与政权的 性质相比，政权的组织形式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对引为样板的欧洲资产阶级政权，如果 它的组织形式有助于解决日本从封建割据走向统一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中，错综复杂的 矛盾和问题，有助于日本在落后的条件下，迅速建立起新生产关系的基础，即有助于解 决政权性质问题，当然也不妨一并拿来，否则无可避免地要在历史惯性的作用下，承袭 传统的政权组织形式，直至这种形式被证明阻碍了继续发展的可能性；而绝不会舍本逐 末，单纯模仿西方政权的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