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两派分歧的实质，不在于要否实现立宪政治，在这一点上，两派的回答都是肯定 的，分歧仅仅在于实行的时机和条件。主流派认为时机和条件远未成熟，这不仅仅表现 在基础薄弱，形势不稳，而且还表现在国民素质和习惯势力等方面。主流派提出的代表 性观点是“尚早论”和“渐进论”，认为“人民尚未文明开化，不得不暂时以君主之英 断来表达民意之协和一致，代其条理国务……渐渐将其导入文明之域”，“努力教育生 民，使其渐渐脱离品位贱劣之境地，以期全国之大成。”“成就君民共治之大局虽吾等 之所望，然事关国体之变更，实乃旷古之大事，决不可急躁为之”。“应先固基址，次 构柱础，终及屋茨，举行之序，固有缓急”③（注：清水伸：《明治宪法制定史》上卷 ，原书房，1974年，第160、212页。）。“履行之期仍需在岁月累积之后”④（注：大津 淳一郎：《大日本宪政史》第2卷，原书房，1969年，第400页。）。正因为如此，维新 领导层认为要想建立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政治，就必须有一个思想上和物质条件上的准备 过程。作为这一过程的开始，新政权建立后不久，围绕立宪政治问题进行的调查研究就 列上了日程。到1875年至1876年，即明治8年到明治9年，政府第一次以天皇的名义颁布 了“立宪诏书”，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国家立宪之政体”。1882年，派遣伊藤博文 赴欧洲考察立宪政治的有关事宜。如果说，明治初期的大型使节团是就西方文明进行的 泛泛考察，那么，伊藤的这次欧洲之行则是领导层认为实行立宪政治的时机和条件正在 逐渐走向成熟，以往的设想需要最终付诸实行，为此而做的专项调查和最后的准备。伊 藤欧洲之行目标明确，任务具体，正如他临行前接受的敕命中所说：“应就欧洲各立宪 君主国的宪法，寻其渊源，考其沿革，视其现行状况，研究其利害得失之所在”⑤（注 ：江村荣一编《宪法构成》，《日本近代思想大系》第9卷，第485页。）。伊藤到欧洲 后，先是去德意志，在柏林大学学习了6个月，接着到奥地利，在维也纳大学又学习了 一个半月。回国后，便组织了宪法起草小组，正式开始了宪法的编撰工作。从1886年即 明治19年秋，到1888年4月，历时一年半左右，完成了宪法草案并提交政府审定。为开 设国会实行君主立宪制做好了最后的准备。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正是维新领导层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本质的认同，使 日本在政体建设上，尽管步履蹒跚，但最终还是采纳了西方模式。
    第二，对所效法的样板进行了日本化的改造。伊藤等人奉命调查欧洲宪法，一个很重 要的前提，就是要了解欧洲各国的立宪政治究竟是一种什么状况，哪些做法是日本可以 学习的，哪些是日本不能够接受的。他在调查期间写给政府领导人的信中说：“英、法 、德三国虽然都是代议政体。但其精神却大不相同。在英国，所谓政府（指行政）是国会 中多数党的领袖实施政治的场所；在法国，政府是国会的臣仆；在德国，政府虽采用众 议，却仍有独立行为之权。”①（注：江村荣一：《宪法构想》，《日本近代思想大系 》第9卷，第486页。）日本领导层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越来越清楚地了解到，所谓欧 洲代议制民主政体，并非只有一种模式，而是千差万别，因国而异，固而日本绝不可盲 目追随。维新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大久保利通在谈到日本的政体建设应采取的方针时 说：“所谓政体者，虽有君主民主之异，大抵随土地风俗人情时势而自然成立之，…… 普鲁士之政体不能行于英国，英国之政体不能用于美国，美国、英国、普鲁士之政体不 能用于我国，因此我国也必须根据本国的土地风俗人情时势，来建立我国之政体。”② （注：由井正臣等编《官僚制·警察》，《日本近代思想大系》第3卷，第76页。）在对 各国政体比较、权衡的基础上，日本决定以普鲁士为主要蓝本，同时又参考欧洲其他国 家的做法，最终形成了日本自己的立宪政体。与欧洲各国相比，日本的立宪政治有两个 突出的特点，一个是中心权威的存在，一个是行政系统的特殊地位。
    在立宪政体中，君主的权力不是无限的，它不同程度地受到宪政体制的种种限制。日 本宪法中所规定的皇权的范围尽管已远远超过欧洲立宪君主制中的君权，但它毕竟也受 到立宪政体的限制，如明治宪法规定天皇大权必须依宪法条规而行，即立法权实际上由 帝国议会来行使，行政权实际上由内阁来行使，等等。宪法起草者对皇权的有限性做了 明确的解释：“天皇在行政部设责任宰相，对君主的行政权进行某些限制；在立法部非 经议会承认不能制定法律。设此两种限制乃立宪政体之本义，少此两点则非立宪政体， 对此两点做任何宪法上的巧饰亦非立宪政体之本义。”③（注：清水伸：《明治宪法制 定史》下卷，原书房，1973年，第171页。）如果单纯从这一点来看，日本的天皇与欧洲 的立宪君主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关键在于，在有限的 皇权之外，日本天皇还被赋予一种宪法承认的无限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