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既然日本没有议会民主制的传统，而且在官僚制统治体制下也能够实现经济的跳跃式 发展，为什么在明治维新后已经过了20多年，最终在政体建设上还是采用了西方式的议 会民主制呢？
    主要原因有两点。
    第一，日本统治集团对议会民主制的价值判断。日本真正较大规模地接触和了解欧美 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是始于明治维新前后的思想大活跃期。这一时期以日本知识界为 桥梁，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源源不断地进入日本。仅以启蒙学派代表人物福泽谕吉 为例，他的《西洋事情》一书前后发行了十几版，发行量达25万册；《劝学篇》发行量 达70万册。以当时日本人口3500万计，平均每160人中就有一人持有此书。资产阶级政 治学说中一些最基本的理念，如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立宪政治、民选政府等等，在 日本激进的社会活动家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他们对这些外来的新思想持积极的和肯定 的态度，认为这些思想的广泛传播有助于倒幕维新事业的成功。作为维新运动的中坚和 骨干，他们甚至开始尝试把这些新思想写入未来国家的发展蓝图。比较有代表性者，如 维新前夕坂本龙马等人提出的“船中八策”，其中第2条谈到，“应设立上下议政局， 置议员参赞万机，万机应决于公论”；从荷兰留学归国，后来在新政府任职的津田真道 提出的“日本国总制度”设想，其中第8条为“制法大权应由上下两院与政府分掌”， 第10条为“下院作为日本全体国民的总代表，应从国民每10万人中推举一人”②（注： 江村荣一编《宪法构成》，《日本近代思想大系》第9卷，岩波书店，1989年，第32、3 5页。）。维新前后，这样的言论十分普遍，它所代表的推翻幕府旧制度，建立一个崭新 国家的鲜明的革命性，成为动员维新力量的有力武器。
    新政府成立后，为了号召天下，把“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列为“五条誓文”之 一。第四年，又派出大型使节团遍访欧美，目的之一就是考察其典章制度。与新政权建 立前相比，这时的维新领导人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有了更加深入和系统的了解，对本国的 政权建设也考虑得更为现实和长远。维新政府的核心人物岩仓具视从制度建设的长远需 要出发，对国体与政体的关系以及未来日本应有的政治制度做了审慎的分析，认为西方 的宪政制度与日本的传统体制相比，有它的可取之处。他在给政府的“国事意见书”中 谈到，“政体建设必须以国体为基础，但是，……其制度也不得不审时度势，择善而从 ，因此，虽有自古以来良法美制，如若不适应今日发展，也应该断然废除，……必须确 立一种制度，使国家即使无明天子贤丞相出现，也能够维持下去。否则若没有明天子、 贤丞相，则国家将面临千里长堤毁于蚁穴之危险，岂可不惧乎？岂可不慎乎？”①（注： 江村荣一编《宪法构成》，《日本近代思想大系》第9卷，第46页。）岩仓还建议，应该 立即着手进行有关西方立宪政体的系统调查，以备将来之需。岩仓的意见代表了维新领 导层的主流。
    另外还有一种意见，比主流派更为激进。这一派以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人为代表， 不但认为西方的议会民主制要优于君主专制，而且千方百计要促其在日本立即实现。明 治7年板垣等人在“开设民选议院建议书”中说，“夫人民对政府有缴纳租税之义务者 ，乃有权参与知悉政府之事，是为天下之通说，自不待臣等喋喋赘言”，“即使今日就 开设民选议院，恐怕也要待多年后才能够达到十分完善的程度，因此臣等恨不得早一天 立即开设民选议院”。大隈重信于明治14年上书，建议当年制定宪法，年底或次年初公 布，此年末召集议员，下一年年初就可以正式召开国会。他还抨击执政者迟迟不愿开设 国会有恋权之嫌：“方今之时，当施立宪之政，若反立宪国现行之通则，舍其真利，却 露恋权之迹，则执政者焉得不为国人所厌忌？更何况其恋权反埋下急速失权之种子。” ②（注：江村荣一编《宪法构成》，《日本近代思想大系》第9卷，第67-68、69、222 页。）然而激进派始终没有得到统治集团中多数人的支持，终至被逐出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