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寿的生卒年月，史书失载。他大致是初唐高祖、太宗、高宗时人。继隋朝结束南北分裂之后，这时全国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出现了著名的“贞观之治”。唐太宗执行“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政策③，民族关系空前良好，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身处统一的时代，使李延寿对统一的意义的认识更加深刻，他继承并发展了其父亲倾向统一的史学思想。他也反对《魏书》斥南为“岛夷”，并将记南朝诸帝的篇章贬为“列传”，有云：“晋、宋、齐、梁，虽曰偏据，年渐三百，鼎命相承。《魏书》命曰‘岛夷’，列之于传，亦所不取。”④同样道理，对《宋书》、《南齐书》斥北为“虏”，称《索虏传》、《魏虏传》，当然也是李延寿所不取的。李延寿还指出，《魏书》将五胡十六国政权中的匈奴刘渊、羯胡石勒等等“编之四夷”，是“有欺耳目，无益缃累”的⑤。他赞成《晋书》的做法，将十六国历史列为“载记”。他自己的《北史》，就将为北魏所吞并的十六国政权的历史，列为《僭伪附庸传》。称“僭伪附庸”，义与“载记”同，为“立乎中朝以叙述列国之名”⑥，专记地方割据、非正统政权的历史，表明这种政权虽属偏方僭伪，但仍在中国的范围之内，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四夷”，更不是外国。李延寿上述反对南、北互斥对方为“虏”为“岛夷”，也反对将十六国政权列为“四夷”的观点，表明他认识到了南朝的历史，北朝的历史，还有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的历史，都是中国的历史，共同组成为一个整体。在中国处于分裂的情况下，不能以某一政权的历史为中国的历史；中国历史的范围应包括并存的各个政权，也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这就是李延寿的统一观。这种观点，符合汉族和各兄弟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客观事实，也利于维护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是我国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必须予以充分肯定。
    李延寿生逢其时，他进行史书编撰的条件比他父亲优越多了。当时政治安定，朝廷又重视史学，设立了史馆，大集群儒、大规模地编纂前朝史和当代史，形成了从事历史撰述的良好社会环境。贞观十年，史馆修成了《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和《隋书》。五书虽编成于实现了全国统一的唐初，书中也不再有“索虏”、“岛夷”之类的相互谩骂攻击，但因是唐太宗鉴于南北朝各政权中，“梁、陈及齐、周、隋氏并未有书，乃命学士分修”，欲使南北朝各政权都有专书，具有补齐的用意，故所修各书都断代为史，如已有的《宋书》、《南齐书》、《魏书》然。当时并没有通观全局，将南北各朝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记述。李延寿的志向，是重写南北朝史，以体现他倾向统一的史学思想。所以唐初五书的写成，并不能取代他著一书以备南北的计划，只是为他的撰述提供了较为系统的资料。
    李延寿曾三入史馆，官至符玺郎、兼修国史，也是史馆要员，因而可以看到朝廷秘府藏书和各种资料。连史馆新修成的上述五书，当时尚藏秘府，外间并未流传，李延寿也“备得寻闻，私为抄录”⑦。他搜集、使用资料的条件很好，这是他的父亲所不具备的。
    李延寿又有机会参加史馆官修《隋书》、《五代史志》、《晋书》以及本朝国史的工作，并且独立编成了《太宗政典》30卷。丰富的修史实践，加上其家学的熏陶，使他具备了高深的史学造诣。他“思欲追终先志”，故勤奋、刻苦，在他父亲开辟的学术道路上执着地前进，自云：“至于魏、齐、周、隋、宋、齐、梁、陈正史，并手自写，本纪依司马迁体，以次连缀之。又从此八代正史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皆以编入。其烦冗者，即削去之。始末修撰，凡十六载。”（18）他终于撰成了《南史》、《北史》，完成了他父亲的未竟事业，也为中国史学史树立了一座丰碑。
    所谓“始末修撰，凡十六载”，是从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算起。 这年李延寿奉诏参加官修《五代史志》的工作，业余正式动笔编撰《南北史》，至高宗显庆四年（659年），书成进献朝廷，是为16年。其实，早在贞观三年（629年），颜师古、孔颖达奉敕撰《隋书》，李延寿在他们手下助删削，已于“编辑之暇，昼夜抄录”，开始了为编撰《南北史》收集资料的工作。若从这年算起，则李延寿撰写《南北史》的时间，前后竟经历了30年之久。这书又还包含着他父亲李大师的辛勤劳动，因而是他们父子两代人的劳动结晶。
    二
    《南北史》是在《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书的基础上写成的纪传体史著。李大师原来的计划，是“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写一部类似《吴越春秋》的编年体史书。对于这体例问题，李延寿没有死板地“追终先志”，而是“依司马迁体”，写成了一部纪传体史书。这可能是由于唐时纪传体史书已被尊崇为“正史”，在史书中具有最高的地位，较大的影响。同时李延寿所依据的“八书”都是纪传体，若改编成编年体，会增添许多技术上的麻烦，分散他的精力。
    李延寿总“八书”为《南北史》的方法，主要是“编次别代，共为部秩”；“除其冗长，捃其菁华”；“鸠聚遗逸，以广异闻”。⑨
    “编次别代，共为部秩”，就是打破“八书”各记一朝兴亡，各自为书的格局，总为二史，以贯通南、北各朝。其具体做法，是将南朝四书的帝记、后妃传分别联缀在一起，各按宋、齐、梁、陈、的顺序排列，编次成《南史》的帝纪和后妃传；将北朝四书的帝纪、后妃传分别联缀在一起，依魏、齐、周、隋的顺序编次成《北史》的帝纪和后妃传。贯通各朝，改原书以一朝断限，为包括若干王朝的历史时期为断限。又将“八书”的宗室传、诸王传及人臣传三者作为一个整体，依朝代次序编次为《南史》和《北史》的列传。此类人物列传的编排，是先分朝代次序，再在每朝之下依次列宗室、诸王、人臣传；而不是对人物先分类立目，再按朝代次序排列。对于“八书”中的各类传，则集中起来，先立类传名目，然后再按朝代顺序罗列有关人物，与帝纪、后妃传的编排方法类似。《南北史》的类传不系于各个朝代之下，而是各个朝代的同类人物，依次系于各个类传之下，这就尤其突出了其贯通各朝之旨。
    《南史》和《北史》的人物列传，大体上是聚同朝之人在一起，然后按朝代的次序编排。但凡属祖孙父子，同姓同族之人，则集中在一起编次，传一人而其子孙皆附传内，不以一朝为断限，形成了家传的形式。如出身高门世族的王昙首，为南朝宋臣，《宋书》卷63有传；其子僧绰，亦仕宋，《宋书》卷71有传；其孙俭，仕宋、齐，《南齐书》卷23有传；曾孙骞、玄孙规，皆仕梁，《梁书》卷7、卷41有传。 《南史》就将他们集中在一起，立《王昙首传》，凡其子孙，一概附入，不以一朝为断限，而编于《南史》的宋臣传中。又如崔挺及其长子孝芬，仕北魏，《魏书》卷57有传；其孙猷，历仕北魏、西魏、北周和隋，《周书》卷35有传；曾孙仲芳，仕周和隋，《周书》卷35、《隋书》卷60有传。《北史》亦将他们联缀在一起，不受朝代限制，聚一家一姓之人为一处，以崔挺领头，其子孙皆附入，而编于《北史》的魏臣传中。南北朝时代，是门阀世族时代。门阀世族的地位，与南北朝相终始。《南史》、《北史》人物列传编次中的这种家传的形式，是那个时代的反映。它按世系而不按朝代编次人物传记，也是李延寿不以某一个王朝为断限，而以包括若干王朝的整个历史时期为断限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