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南北史》补进了不少“八书”以外的史料，即所谓“鸠聚遗逸，以广异闻”。李延寿自云，他编撰《南北史》，“从此八代正史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皆以编入”（15）。可见他取材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八书”，并不仅仅限于“八书”而已。例如他在《南史·范缜传》中，增加了范缜不肯“卖论取官”的一段对话和不祠神庙的一段史实，表现了这位无神论思想家的坚定立场和崇高精神。又如在《北史·苏威传》中，他补充了江南人民反隋斗争的史实：“饶州吴世华起兵为乱……旧陈率土皆反。”在《北史·李谐传》中，补进了南北交往的记载：“梁使每入，邺下为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成市……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增补。
    李延寿自云，他所增补的史料出于八代正史以外的“杂史”。这类“杂史”，又称“偏记小录”、“野史杂记”，往往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唐刘知几云：“大抵偏记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16）鲁迅先生亦曾指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影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17）但野史杂记之书，“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18）。今李延寿采以补进《南北史》中，既使这类资料得以保存下来，又能使书中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也更能反映出历史的底细来。
    第四，李延寿在编撰《南北史》的过程中，对“八书”记述失误之处，有所订正；对“八书”各为某朝统治者隐讳回护的弊病，亦有所纠正。例如《宋书·文五王传》载：海陵王刘休茂举兵反，“义成太守薛继考为休茂尽力攻城”，“参军尹玄庆起义攻休茂，生禽之，将出中门，斩首。”明言薛继考为刘休茂“尽力”，斩休茂者为尹玄庆。但同书《孝武本纪·大明五年》却书云：海陵王刘休茂举兵反，“义成太守薛继考讨斩之”。《纪》、《传》自相矛盾。《传》是，《纪》误。《南史·宋孝武本纪》遂订正为：“（休茂）举兵反，参军尹玄庆起义，斩之。”又如北魏宗室，以拓跋为氏，至高祖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年），始“诏改姓元氏”。 而《魏书》孝文帝以前诸帝纪，对宗室已皆系以元姓，如《太祖道武帝纪·登国六年（391年）》：“遣九原公元仪、陈留公元虔等西讨黜弗部。”其实那时宗室仪、虔等并不姓元。《北史》改正为“遣九原公仪、陈留公虔等西讨黜弗部”，便较为得实。
    “八书”中《魏》、《宋》、《南齐》三书写成于南北朝当时，对本朝统治者或前朝统治者，多隐恶虚美、曲意回护。《梁》、《陈》、《北齐》、《周》、《隋》五书虽写成于唐代，此时朝代业已更换，对史事本可不必再有避讳，但五书或因据南北朝时编的稿子写成，或因出于唐承隋，隋承周的考虑，故仍多隐讳曲笔，记事失实之处。对此，李延寿除对《隋书》不便改正之外，对其余各书均有所订正，恢复了一些被隐讳的史实的原貌。如高欢废北魏节闵帝，又将他杀害，是为以臣弑君。后来其子高洋代魏称帝，建立北齐，追尊高欢为神武帝。魏收为齐臣而撰《魏书》，便在书中为高欢隐讳，书作节闵帝“殂于门下外省”，似为善终，以掩盖高欢弑君之罪。李延寿《北史》则直书为“帝遇弑，殂于门下外省，时年三十五”，并不为高欢避讳。又如陈霸先篡梁敬帝萧方智之位，是为陈高祖武皇帝，接着又将萧方智杀死，亦是以臣弑君的篡夺者，《陈书·高祖本纪》却书作：梁敬帝太平二年十月，“梁帝禅位于陈……高祖谦让再三，群臣固请，乃许。”又书陈“以江阴郡奉梁主为汪阴王，行梁正朔，车旗服色，一依前准，官馆资待，务尽优隆”。第二年三月，“江阴王薨”。按《陈书》所记，毫不见陈霸先篡位弑君之迹。李延寿《南史》则不为之隐讳，而在《刘师知传》中揭露云：“师知执帝（萧方智）衣，行事者加刃焉。既而报陈武帝曰：‘事已了。’武帝曰：‘卿乃忠于我，后莫复尔。’”这就暴露了《陈书》所避讳的陈霸先篡位的真相。所以，《南北史》记事，有较“八书”信实之处。这是李延寿作为一位史学家，其秉笔直书的精神使然，也是他倾向统一的著述宗旨使然。他不是站在南北朝时期某一王朝的立场上著史，而是站在全国统一、天下一家的立场上著史，所以也就不为某一王朝避讳。
    综上所述，可见李延寿据“八书”撰二史，并非简单“抄撮”而已，而是进行了一次创造性的再制作。《南北史》的史学思想和编纂方法，同“八书”截然不同。在记事详略、选用资料、避讳或直书等方面，《南北史》也和“八书”不一样。这是一部不同于“八书”的崭新的著作，好些方面还远远高于“八书”。它和“八书”都是记述南北朝史事，同以南北朝历史为记述对象，但两者却得以并行于世，流传至今。宋时《南史》《北史》被列入《十七史》，明时被列入《二十一史》，清时被列入《二十四史》，备受尊崇，成为地位最高的史书之一。这是《南北史》的价值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得到了历史承认的证明。赵翼曾指出：“八书”“虽成于唐初，而天下实未尝行也。”“盖卷帙繁多，唐时尚未有镂板之法，必须抄录，自非有大力者不能备之。”抄本少，流传不广，也就容易亡佚，故宋时“八书”已多脱误。而《南北史》文省事丰，删繁存要，其字数仅及“八书”总和的1／2，卷数则仅及1／3。“卷帙稍简，抄写易成，故天下多有其书，世人所见八朝事迹，惟恃此耳。”（19）宋时校勘“八书”，也是取《南北史》来补其残缺。可见在宋代雕板印刷术推广以前，《南北史》在传播历史知识，在方便人们研究南北朝史等方面，还起过远远大于“八书”的作用。
    三
    《南北史》写成流传之后，在唐代、宋代，均受到了很高的评价。宋代编的《崇文总目》记载：“《南史》、《北史》，唐高宗善其书，自为之叙。叙今阙。”
    编成于五代的《旧唐书》，则评论云：“李延寿研考史学，修撰删补，克成大典，方之班、马，何代无人！”
    《新唐书》编成于北宋，亦赞扬李延寿“以史学称当世”，说：“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词，过本书远甚。”但接着又云：“时人见年少位下，不甚称其书。”考李延寿曾三入史馆，官至符玺郎、兼修国史，是为史馆史官。唐代史馆，“通籍禁门，西京则与鸾渚为邻，东都则与凤池相接，而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20）《史通》还记载：“近代趋竞之士，尤喜居于史职。”可见李延寿的政治地位并不低，不能说是“位下”。李延寿的生卒年月，史书失载，但知颜师古、孔颖达奉诏在史馆修《隋书》时，李延寿已在其手下助删削。据《史通·古今正史》载，颜、孔修《隋书》事，“始于贞观三年”。此时李延寿既能在史馆助删削，则其年龄当不下20岁。他撰成《南北史》，是在高宗显庆四年（659年），上距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已有30年，此时李延寿应是50多岁的人了，亦非“年少”。《南北史》本是李延寿的私撰作品，却得到了唐高宗的认可和称赞，流传于世，甚至压倒了“八书”。唐代宗时，洋州刺史赵匡建议：科举取士，秀才须“兼通三史以上”，以“《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21）。《南北史》与《史》、《汉》等佳史并列，被视为基本史书，可见当时亦非“不甚称其书”。所以《新唐书》所云“时人见年少位下，不甚称其书”云云，当是来自传闻，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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