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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为编撰《资治通鉴》，曾“细观”《南北史》，然后作评论云：“乃知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虽于{K19505.jpg}祥诙嘲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也。”（22）司马光是大史学家，又曾细读《南北史》，他的评价也就具有代表性，也比较全面。他指出了《南北史》的缺点，但总的评价是肯定，认为它是一部“佳史”。 到了清代，考据学盛行，对《南北史》的研究评价，深入到了它的各个部分以至字里行间。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陔余丛考》和《廿二史札记》，对《南北史》都有细致的考证和评论。其中有订正，有批评，指出了《南北史》的缺点和不足，但也都充分肯定了它的优点和长处。只有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对《南北史》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王氏指摘前人“过誉”李延寿，说“其书疵病百出，不可胜言。《新唐书》云‘颇有条理’，愚则谓其甚无条理；又云‘删落酿词’，愚则谓其删落处不当而欠妥者十之七八；若云‘过本书甚远’，则大谬不然。”（23）对于《南北史》按世系而不以朝代为断限编次列传，王鸣盛更是开口便骂，云：“不知此国史，非家乘也，何为必以一家贯数代乎？”“如此作史，无理取闹而已！”（24） 王鸣盛是乾嘉考据名家。乾嘉考据学，成果巨大，其弊病亦不少。清人章学诚曾正确指出：“记诵家精其考核，其于史学似乎少有所补；而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用功愈勤，而识解所至，亦去古愈远，而愈无所当。”（25）李延寿《南北史》的“大体”，是不专为某一王朝立传，而是贯通南北各朝，将整个南北朝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记述，以表明其倾向统一的史学观点，反映全国统一的历史大势。其人物列传编次中的家传形式，正是这种“大体”的体现之一。对于《南北史》的大体，偏于琐屑字句考据的王鸣盛是认识不到的。他们奉纪传体为固定程式，纪传则以断代为正，历史就是一个个王朝的更替，人则首须明其君臣之分，所以拘泥于断代为史，对《南北史》不以某一王朝为断限，而按世系编次列传，自然就大加贬斥了。 值得指出的是，今人评论《南北史》，仍然认为它按世系编次列传，是使“史书为之族谱化”，是它的“重要缺点”，并进而指责李延寿“之所以要采用家传形式来编次列传，实际上就是为门阀士族的复辟迷梦制造舆论”，就是“肯定门阀士族的世袭特权”。这种指责不公允，也不符合李延寿的实际。 自魏晋至南北朝，是门阀世族统治的时代。这种门阀世族聚宗族乡亲，占有大量部曲、佃客、奴婢、荫户和土地，拥有自己的武装。他们不交租，不纳税，不服役，享有许多政治特权。当时朝廷选官，实行九品中正制。品第人才，根据德、才、家世三项，但家世在品第中所占分量愈来愈重，终于成为唯一标准。于是选官只看门第，不论才德。高门子弟被认为是天生的“贵种”，青少年时期起就在中央或地方衙门里安插了职位，三四十岁便可成为朝廷的高级官僚。这个特权阶层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也排斥寒门地主。他们“不恤国而能恤家”，对王朝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分裂割据的社会基础。 至南朝宋、齐、梁、陈时，政治动荡，门阀世族腐朽无能，寒人做了皇帝。宋武帝刘裕、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陈武帝陈霸先，均出自寒门。加以江南经济的发展，寒门中有些人成了地方豪强。这就改变了门阀世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高门世族日渐衰落了。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高门世族衰落的过程却延续了近200年，直到唐初，又经过隋末农民起义的扫荡之后，这个过程才告结束。而在南北朝时期，高门世族仍占有特殊的社会地位，高门、寒门仍然界限分明，朝廷对门阀世族只能又联合又斗争。 南朝高门世族的首领，是王、谢两家。谢晦仕东晋，仕南朝宋。出身寒门的宋武帝刘裕对他猜疑很深，临终，告诫太子刘义符说：“谢晦屡从征伐，颇识机变。若有异，必此人也。”（26）但是仍不得不由谢晦“入侍医药”，做顾命大臣。少帝刘义符即位，由他和傅亮、徐羡之共同辅政。谢晦的族孙谢朏，仕宋，齐高帝萧道成、明帝萧鸾时表现消极，“永明中，为义兴太守，在郡不省杂事，悉付纲纪。”“建武中，征为侍中、中书令，不应。”到了萧衍建立梁朝，千方百计请他出来做官，授中书监、司徒、卫将军。而谢朏当了大官却并无建树，“颇失众望”，但梁武帝萧衍对他仍非常礼遇，“薨，车驾出临哭，谥曰孝靖。”（27）这些史实表明：高门世族具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各政权都不能没有他们的支持与合作。所以在南朝，虽朝代有更易，而高门世族的地位则依然如故。国亡族不亡，四代卿相，多出王、谢两家。北朝方面，也承袭了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定“国姓”（鲜卑贵族）、“郡姓”（汉族世族），郡姓中以崔、卢、王、郑为最高，按门第高低分配官职，也是市朝可变，而我之门第如故。南北门阀世族的代表王、谢、崔、卢的特殊社会地位，竟与南北朝相终始。这是南北朝历史的特点之一。所以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门阀世族的兴衰史。 纪传体史书以人明史。既然在南北朝时期，高门世族地位特殊，一门之中，几乎人人做宫，人人有传，则按朝代先后分别立传，势必各传孤立，又需补叙各人家世，词益繁费。南北各朝又更替频繁，年祀短促，一人往往历仕数朝，若按朝代分别为其立传，势必传而复传，又肢解了一人的生平事迹。今《南北史》不以一朝为断限，而将一人生平行事连贯在一起记述，以一人贯数代，又将一家一族的人物集中在一起编次，以一家贯数代，历叙出一个个高门世族的兴衰以及它们同王朝的关系，这就突出了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特点。这是李延寿在列传编纂方法上的一种创新，也是他将南北各朝的历史看成是一个整体的表现。这正是《南北史》的优点之一，而不是什么“重要缺点”，不可拘泥于断代为史的传统观念而轻易否定。 《南北史》采用家传形式编次列传，是否就是“肯定门阀士族的世袭特权”，就是“为门阀士族的复辟迷梦制造舆论”？这两者之间显然不能乱划等号，而要看作者对高门世族是如实记载，还是为之隐讳曲笔，是暴露其腐朽没落，还是褒扬歌颂。李延寿在《南北史》中所表现的，恰恰是前者。例如《南史》将高门王、谢两家诸子孙的传记聚于一处，王以王弘领头，谢则冠以谢晦。据李延寿所述，谢晦还“颇识机变”，终为宋文帝所杀。到他的族孙谢朏如下，则一个个虽仍有官做，却大致都如谢举一般，“虽屡居端揆，未尝肯预时政，保身固宠，不能有所发明”。除了装身分，摆架子，下棋乐酒以外，均无建树，朝廷的实际政务，只能依靠那些寒人去做。所以赵翼曾概括云：“江左世族无功臣”，“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28）。对于门阀世族的腐朽没落，李延寿并不为之隐讳，而是通过按世系编次列传的方法，作了如实的记述，使人一目了然。这怎能说是“肯定门阀士族的特权”，又怎能说是“为门阀士族的复辟迷梦制造舆论”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