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寿的《南史》、《北史》虽为二书，各成体系，但两体系之间相互照应联系，而非相互孤立平行。李延寿是唐朝史官，唐承隋，隋承周，周承魏而来，故《南》、《北》二史，以《北史》为正统，并非二史平行无轩轾。二史之间又用互见的方法联系起来。如裴之平仕南朝梁，卒于南朝陈。其子裴忌，仕陈，北伐为北周所俘，周赐爵江夏公，卒于隋，但其事迹多在南。故裴之平、裴忌，传列《南史》卷58。裴忌之子裴蕴，仕南朝陈而为隋文帝内应，隋平陈后官至御史大夫，其事迹多在北，故传列《北史》卷74。此传开头云：“裴蕴，河东闻喜人也。祖之平，父忌，并《南史》有传。”这就是二史互见之例。又如《北史》卷27《韩延之传》载：延之为司马休之府录事参军，刘裕伐休之，曾“密与延之书，招之”，韩延之不从，作书答刘裕，“辞甚励，事见《南史·宋本纪》”。这也是二史互见之例。所以人们只有既读《南史》，又读《北史》，才能全面了解南朝、北朝的历史和它们之间的联系，二史互不可缺，实是一个整体。这是李延寿倾向统一的思想在编纂方法上的表现，他将南朝和北朝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记述了。
    刘知几《史通·六家》以《南北史》为“抄撮近代诸史”之书。其实，李延寿编撰二史，并非简单抄撮“八书”而已。第一，已如上述，他对“八书”各纪传作了联缀、迁移，分合、改编，改变其原有结构，从而撰成了一部崭新的史著。这部史著包括南北，以南北为相互联系的整体；又贯通各朝，将南北朝数代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它不但摒弃了“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的不利于全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提法，也改变了“八书”只记一朝、各自为书的面貌。由于兼备南北，贯通各朝，《南北史》又克服了“八书”之间纪而复纪，一帝而有数纪，传而复传，一人而有数传的相互重复，并使南北朝纷然淆乱之史，显得头绪较为分明。所以无论是在史学观点上，还是在编纂方法上，《南北史》都不同于“八书”，并且远远高于“八书”。
    第二，李延寿又对“八书”作了“除其冗长，捃其菁华”的工作。“八书”本纪中载诏令、策文，列传中载奏议、文章甚多，李延寿对此大加删削，每篇中仅留一二诏策，或概括数语以存之。诏令策文，奏议文章，本属于原始文献，但“八书”所载的许多九锡文、禅位诏策、告天之词等等，多是沿袭虚言，空洞无物，陈陈相因，无关实证，史料价值并不大，并无收入史著的必要。删之可使史书篇幅简洁，避免文字繁冗，又使书中叙事部分相对突出。
    值得注意的是，李延寿对“八书”中关于南北交兵攻战的记述，删削尤多。清代史家赵翼曾仔细比较二史与“八书”，举出大量二史删“八书”之例，从而正确指出《南北史》有“两国交兵不详载”的特点。赵翼对此的解释是：“盖延寿叙事专以简括为主，固不能一一详书；且南北交兵，各自夸胜讳败，国史固各记其所记，延寿则合南北皆出一手，惟恐照本钞着，一经核对，则事迹多不相符故也。”⑩其实，二史对“八书”所载南北交兵事多所删削，不仅仅是为了简洁，也不仅仅是为了避免在记述上出现矛盾，更主要的还是由于作者李延寿倾向统一的著述思想使然。南北朝时期虽然南北分隔，交兵攻战之事常有，但通好交聘之事亦不少，南北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存在着隔不断的联系。这才是历史事实的全部。“八书”大书南北交兵攻战，甚至夸胜讳败，强调了南北分裂的表面现象，并没有反映出历史的全部真相，也不利于南北走向统一。李延寿撰《南北史》，不是为了重复“八书”所记载的史事，而是为了重写历史，以反映南北统一的历史大势，并使对于南北朝历史的记述，能与唐代统一的现实相协调。自隋代结束南北分裂，特别是到了唐代，已是“海内为家，国靡爱憎，人无彼我”的统一局面（11）。在这种局面下，过去南北朝时期的交兵攻战，真是类似恶梦，倾向统一的李延寿不予详载，乃是很自然的事。郭沫若在谈到《崖州志》缺载“平黎”的某些史实时，曾经指出：“黎汉本为兄弟，今更无分畛域，此类往事，直类恶梦，即全部忘失，亦无不可。”（12）史书必须反映历史的主流，必须有利于现实，这是史家应有的著史态度。那么李延寿大删“八书”中关于南北交兵的记述，是正确有意义的，应当得到肯定。
    赵翼有云：“《南北史》以简净为主，大概就各朝正史删十之三四。”（13）李延寿对“八书”删节如此之多，自然有删削不当之处，这是毋庸讳言的。但今人论李延寿删削之过，常举《南史·沈文季传》删掉了《南齐书·沈文季传》中关于唐寓之起义的记载为例，从而指斥李延寿“大斫有关人民起义的史料”，并说由此“可以看出他的爱憎”。其实，有关唐寓之起义的史料，李延寿并没删去，只是将它从《南齐书·沈文季传》中抽出，改编入《南史·虞玩之传》而已。改编入时，为求文字简净，李延寿曾对原文加以压缩，但对唐寓之起义的原因、进军路线、所克城池，以及起义的结果等等，均已保留，并未对原文作有伤筋骨的删削。同时，李延寿又在《南史·茹法亮传》中，补充了唐寓之“众至三万，窃称吴国，伪年号兴平”等《南齐书》所无的新资料。由此可见，斥责李延寿“删去关于唐寓之起义的大段记载”，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李延寿所以将有关唐寓之的记载，从《沈文季传》中移至《虞玩之传》中，是为了更好地揭示唐寓之起义的原因。唐寓之起义的导火线，是南齐政府连年清查户籍，搜括丁役。而检籍事始于齐高帝萧道成时，当时虞玩之“表言便宜，多见采纳”，于是被指派主持此项工作。至齐武帝萧赜即位，吕文度又建议对假冒户籍者“悉充远戍”，致使“百姓嗟怨，或逃亡避谷”，激起唐寓之起义。总之唐寓之起义事件，“其源始于虞玩之，而成于吕文度”（14），同虞玩之关系密切。至于沈文季，当时为南齐吴郡太守，唐寓之攻钱塘时，他曾“遣器仗将吏救援”，同唐寓之起义事件的关系并不重大。所以李延寿将唐寓之起义的记载，从《沈文季传》移至《虞玩之传》中，是其改编得法之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