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廷鸾谈到唐至五代十国的节度使的变化，有一段论述，他说：
    呜呼，宇宙之为天下裂岂一朝一夕之故哉！太宗初置沿边节度使。天宝十载，分西北十节度，大率以其兵防边耳。固未尝有世袭之节度也。自安史乱而后，河北三镇有世袭之节度，然犹未有东南之世袭节度也。自黄巢乱而后，东南遍海内皆为世袭节镇矣。
    五代十国皆节镇之流裔而并合者也。自宣武并河中、魏博、淄青、成德、泽州而为梁。自河东据潞州而为晋。然后吴以淮南，越以镇海，闽以威武，楚以武安、镇江，南汉以清海，岐以凤翔、邠宁，蜀以两川，而燕之卢龙，荆之荆南亦并出焉④。
    马廷鸾把历史的变化和趋势说得脉络清晰。节度的变化在唐朝以安史之乱、黄巢起义为界限分成三个阶段。唐太宗始置节度使，至安史之乱前，节度设立是以兵防边，节度使不是世袭的，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安史乱后，河北三镇有世袭节度，但东南地区没有世袭的节度。第三阶段是黄巢起义后，东南遍海都是世袭的节镇。马廷鸾从节度设置范围、节度的职能以及节度使的政治特权来看待制度的变化，划分历史的阶段，是很有见识的。马廷鸾把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看作是节度、节镇膨胀的结局，指出“宇宙为天下裂，岂一朝一夕之故”。这种通变的历史眼光应当肯定。事物总是从小的阶段上量变和部份的质的变化开始，发展到大的阶段上事物的质的变化。马廷鸾不可能有这样自觉的认识，但是他在考察历史事物终始时，提出的问题包含有这样的思想。
    第三，关于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的一些论述，对封建专制主义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马迁鸾称赞汉文帝轻租税的做法，认为“文帝恭俭节用，而民租不收者，至十余年，此岂后世可及。”⑤汉武帝承文、景富庶，又启用了“兴利之臣”，府库充积了，但这不值得称颂。在马廷鸾看来，郑当时推荐咸阳、孔仅、桑弘羊这些“掊刻之人”⑥，是错误的，郑当时不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政治人物。桑弘羊、孔仅、咸阳的兴利措施是“济武帝之欲，”⑦有关的置盐铁官事，是孔仅，咸阳“聚敛之臣，饰说以盖其私也。”⑧桑弘羊行均输法对农民不利，均输法是“驱农民以效商贾”，马廷鸾说：“然农民耕凿则不能输其所有，必商贾懋迁乃能致其所无，今驱农民以效商贾，则必释其所有，责其所无。”⑨这样的见解和汉代贤良文学的看法相同，他也承认这一点。但在一定程度上，他的话揭露了武帝对百姓的苛刻盘剥。应该说明，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引用“先公曰”，并不表示他和父亲的看法完全一致。马端临多处指出，武帝的“兴利”，不仅对农民不利，也危害商贾，“妒商贾之获利而欲分之”⑩。
    在政治上，马廷鸾着重从人才使用上批评汉武帝。汉武帝举贤良，从表面上看是重人才，但在实际上是另一种情况。马廷鸾说：“辕固以老而见弃，庄助以容悦见录，（董）仲舒殷勤三策而不能引以自近也。以举贤良一事考之，帝终身之得失皆可推矣。”（11）当时，汲黯进谏武帝，望武帝重人材、不要摧残人材。汉武帝强词夺理，拒谏饰非。马廷鸾说：“盖至是名臣文武欲尽，则（汲）黯之说十余年而遂验矣。”（12）
    马端临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和马廷鸾的意见相左。马端临认为武帝试贤良的做法应该肯定。他说：“按，试贤良而至于再策，始于武帝之待仲舒，而晋武之时亦有之。盖于对者数百人之中，特拔之，而且再策之。可见二帝于策士之事究心如此，后世亦不遇，付之有司，视以具文耳。”（13）董仲舒对策“最醇正”，但董仲舒说的一套“乃淳复乎五帝神圣之说，赞颂不容口，而略无建明。”不如晃错对策“知治体，善议论。”（14）言下之意，董仲舒未被武帝重用是有道理的。
    另外，马廷鸾以阴阳变化失调，论说外戚、宦官、后妃专权之祸，讨论兴衰。他认为政治治理要以德为本，要把德和法两者结合起来。这些都值得总结。
    总之，在历史过程的观察上，在史事的评论上，明显地看出马端临受到马廷鸾的影响。但相比之下，马端临对历史的认识是发展了马廷鸾的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