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比较一个文献各个部份的相关记载，考订史事。董仲舒、公孙弘对策事，《汉书·武帝本纪》系于元光五年。马端临把《武帝纪》与《董仲舒传》、《公孙弘传》有关贤良对策事作了比较，指出《武纪》中元光元年的武帝制策与《公孙弘传》所载的制策在文字上有差别。第二，《武纪》在武帝制策后，说：“董仲舒、公孙弘出焉。”，以为董仲舒对策事在元光五年，马端临比较考订后，说“仲舒对策在建元元年，俱不在元光元年。《本纪》误。”（27）按，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对董仲舒对策事作了考辨，也认为在建元元年。马端临没有提到《通鉴考异》，但从他关于武帝的制策在《本纪》与《列传》中所载不一样的分析上看，马端临在比较考订上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二、对各种不同文献中相关的记载作比较考订。如《通鉴》记载唐玄宗天宝六载选举事，说当时由于李林甫采用卑劣的手段，使士子都不能中试，这一年“遂无一人及第。”马端临用《唐登科记》的材料说明司马光的记载不可信。他说：“然以《唐登科记》考之，是年进士二十二人，风雅古调科一人，不知何以言无一人及第也？当考。”（28）
    三、用亲见的材料来说明。如唐以后明经试帖书墨义，而墨义的制式究竟是怎样的，考官审卷的通常情形又是怎样的？史书没有明文记载。他以亲见的吕夷简的试卷作了详细解说，并且从唐、宋两朝录试的规定的不同上，看出宋太祖“待士之意亦厚矣。”（29）
    各种文献记载有差异，一时无法考订的，马端临把不同的记载都记录下来。如《三朝国史》的《契丹传》所说的自幽州至辽的中京、上京的里程，和《新五代史》的《四夷附录》中胡峤所叙述的不一样，马端临“并录之，以俟参考。”（30）又如关于天象的二十八宿度的解说，《中兴天文志》引王奕的话和沈括在《梦溪笔谈》的论断，两者大体一样，但“王、沈二公，不知其孰先孰后，孰倡孰袭？然王说详而明，沈说简而当，故不嫌并著云。”（31）
    注释：
    ①《文献通考》卷260，《封建考一》“先公曰”。
    ②③《文献通考》卷265，《封建考六》。
    ④《文献通考》卷276，《封建考十七》“先公曰”。
    ⑤《文献通考》卷1，《田赋考一》“先公曰”
    ⑥⑦《文献通考》卷14，《征榷考一》“先公曰”。
    ⑧《文献通考》卷15，《征榷考二》“先公曰”。
    ⑨《文献通考》卷20，《市籴考一》“先公曰”。
    ⑩《文献通考》卷20，《市籴考一》“按”。
    （11）《文献通考》卷33，《选举考六》“先公曰”。
    （12）《文献通考》卷30，《选举考九》“先公曰”。
    （13）（14）《文献通考》卷33，《选举考六》“按”。
    （15）上引均见《文献通考》卷180，《经籍考七》“按”。
    （16）（18）《文献通考》卷13，《职役考一》“按”。
    （17）（20）《文献通考》卷20，《市籴考一》“按”。
    （19）《文献通考》卷21。《市籴考二》。“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