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马法推行之初，“民皆乐从”，为的是求免去繁重的科赋征役。后来由于“奉行之吏，务为苛峻”“始重为民病矣。”（22）对于选举、学校方面的熙宁变革，马端临多持否定的态度。
    马端临对王安石各项新法的评价不一定恰当。但他分析各项新法本身的意义、新法失败的原因，大体是对的。另外，在个别地方，马端临用“刻核亟疾”的语言评价王安石，不能说明他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在中国历史上，有法制精神的人，往往都受到这样的批评。司马谈在《六家要旨》中说法家“严而少恩”，也是这样的意思。总之，马端临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从总体上看，是持肯定的态度。
    马端临生活在宋末元初的历史大变动时期，南宋灭亡时，他二十三岁。作为南宋的遗民，在元朝的等级编制中，他处在第四等“南人”的位置上。他决心不仕，作过儒学的教授、山长。他对于历史的大变动感受很深。他以变通的思想写史，总结历史。这种变通史学思想和王安石变法的精神是合拍的，在主要的方面，肯定了这次的变革。他对王安石的新法也有误解和评价不当的地方，而这正是其学术思想上某种偏见的反映。
    三、文献材料的增补与考订
    《文献通考·自序》对文献工作作了解释，说：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裨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记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
    “文”“献”是两个不同而又有联系的方面。合起来看，包括材料采录、材料考订、评论前人议论得失等工作。
    《文献通考》在选择材料上是有特色的。荒诞无可稽考的文献不取，就是特色之一。这就是《自序》中所说的“乖异传疑者不录”。马端临在《经籍考·总叙》中说，古代的书流传下来的是《六经》。《六经》之前有《三坟》、《五典》、《八索》、《九邱》。这些书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后世人还提到这些书，可以著录。据《史记索隐》引《春秋纬》说，上古的书不可胜计。但是这种说法本身就荒诞，因此这一类材料不能相信。《经籍考》中没有著录。（23）再如《山海经》等书记载河水出自崑崙，《汉书》又记载张骞探索河水源头事。《通典》引欧阳忞的《舆地广记》对这类记载作了考辨。马端临说：
    按，古今言禹导河始于积石，而河源出自崑崙，其说者荒诞，惟《通典》及《舆地广记》所言辨析详明（24）。
    所以，《通考》的《舆地考》只收录《通典》与《舆地广记》的有关内容。
    马端临辑录材料补史书之缺，在这方面他做了不少工作。《史记》中有《世家》记载春秋十二诸侯与战国七雄的历史，但是一些小国的历史在《史记》中没有专篇来反映。马端临认为应该补写这部份内容。他说：
    春秋十二列国、战国七雄，太史公作《史记》，有各国世家，叙述已为详备，兹不复具录。姑略叙各国得封之由，与传授之世系而已。
    至于邾、莒、许、滕、薛、{K1AB06.jpg}以下诸国，其事实之见于《春秋》左氏内、外传及传记诸书者，颇详。《史记》以其国小，不复作《世家》，后来无述焉。故摭各国事实之可考者，仿《世家》之例，备述于后。至其世系之传授、得封、分地、受姓、受爵之源委，苟有可考者，则书之。难书者，阙之。所叙述一依史传元（原）文，而不敢有所去取删润，避不敏也。（25）
    《通考》的《封建考》补写近七十篇世家，这个增补的工作量是很大的。郑樵在《通志》中补写春秋战国时期大量人物传记，马端临在《通考》中增写大量《世家》，可说都是补史，以求史事之通贯。马端临着重考订各封国的传授源委，更反映他的这种认识。另外，他认为小国也当立《世家》，诸侯国有大、有小，但不宜分高、下。这是他对历史的认识。再者，他补写的原则是详《史记》之所略，补《史记》之所无。所收材料，一依史传原文。他的史料学的观点应当肯定。
    当然，《文献通考》对有的重要文献材料没有收录，这是一个缺失。《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对此有批评，但是也认为，《通考》的“门类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此失彼，然其条文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26）除了编纂、议论上的特点外，《四库全书点目》作者还指出《通考》记录丰富的宗代的典制材料，补充了各朝国史的志书中的缺漏。
    在材料的考订，马端临做了大量的工作，有的是马端临在按语中作了说明，而更多的是在材料的取舍上体现出来的。下面举几条他已加了按语的材料来作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