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随着岁月的流逝，由于自然侵蚀、人为灾祸等缘故使不少史料变成残圭破璧、断篇碎简，不能完好地保存下来。距离现实的时间愈久远，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就愈严重。
    其次，由于人的记忆能力的限制，没有将全部史实都清晰地记住并记录下来。对此，梁启超也举过例子：“例如二十年前，‘制钱’为国家唯一法币，‘山西票号’掌握全国之金融，今则两名词早已逸出吾侪记忆线之外，举国人能道其陈迹者，殆不多觏也。”（《历史研究法·说史料》）
    再次，由于人的视野范围的限制，难于将史实的各个角度和侧面反映完全。实际上，个人对于事物的观察就象是灯光照室，无论灯光悬于何处，室内总要留有阴影。相对于某一较大的史实来讲，记录中也总免不了遗漏。
    另外，就是有些史料相对说来比较完整，但由于记录者反映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史料并不集中，而是纷淆散乱的。这在关于古代历史的史料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史料和史实相离的情况大体即如上述，下面我们再来考察一下二者之“合”是怎样形成的。
    首先，由于相当多的一部分史料是对史实的直接反映和记录，更有一些史料还是史实本身的遗存，因而它们尽管与史实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其中的基本内容尚不至完全失真。即或有些史料并非直接记录，但经过一些严肃的史家对其进行过认真的审核，因而也基本可靠。
    其次，由于“直书”、“实录”、“尽其天不益以人”等理想一直为一些史家所追求，因而他们的记录便力求忠实客观，可以保持大部分的史实真相。即或有些史家有意歪曲某些史实，但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摆脱事实的根据，因而这些人的记录中也可能保持一些史实真相。
    上面我们对史实和史料二者的离合关系是分别加以考察的，但在实际中，这种“离”与“合”往往是错综交糅地缠在一起，即很多史料相对史实来讲是即离且合，此外还有一种情形，有些史料与其所反映的史实是有距离的，但如果将“某史料失真”记录下来，则这个记录本身又是确凿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如果史料与史实二者之间是一种只离无合的完全不符契关系，那根本就没有可能进行考“实”，人们也就不能认识真的历史；相反，如果二者之间是一种只合不离的完全符契关系，那便没有考实的必要，历史认识同现实认识也就几无区别；只有二者是既离且合的不完全符契关系（事实正是如此），考实性认识才成为历史认识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而从这错综纷纭的关系中具体辨析哪些史料与史实相合，哪些史料与史实相离，这正是考实性认识的重要任务。
    二
    作为一种认识，考实有着它一定的方法，这些方法多种多样。前人依据考实对象的差别，将其方法分为训诂、校勘、辨伪、辑佚、考证等诸形式。我们则试图从思维方式的角度，对这些方法重新进行一些分析。
    一是比较法。它是搜罗反映同一史实的史料，通过对这些史料的比较，进而区分异同，判断是非的一种方法。考实性认识中经常使用这种方法，校勘、辨伪、考证等都离不开它。比如，陈垣先生曾将校勘总结为“本校”、“他校”、“对校”、“理校”四种方式，这其中的前三种就属此法。再如考证有关少数民族或外国史中的一些人名、地名等，考实家多采取“对音”之法，亦属于此。
    比较法的特点在于：“易别同异，难定是非”，我们通过下面的假设来说明这个特点。
    假设只有三条不同源的史料记载了同一史实，比较这三条史料，就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三者相合；二是三者歧异，相互皆不合；三是其中二者相合，一者相异。在这三种情况中，只有在第一种情况下，才能确定是非，而第二和第三种情况都存在着或然性。第二种情况下有两种可能：要么其中一者为是，则其他二者非；要么三者皆非。第三种情况就更为复杂。其中可能是相合二者为是，则相异者非；也可能是相异者为是，则相合二者为非；还有可能是无论相合二者还是相异者皆非。
    对于第三种情况，郭老曾提出过一种“三占从二”的办法，即相信相合者的记载（见《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从我们对比较法特点的分析看，“三占从二”显然是不严密的，如不辅以其他方面的论证，单纯依此作出判断，是非常武断的。
    尽管比较法有不易断定是非的局限，但由于它只须直观就能区别同异，因此它很容易发现矛盾，找到问题研究的起始点，再辅以其他方法，还可能有意外的发现。乾嘉学者崔东壁的《考信录》就是在“取经传之文类而辑之。比而察之”的基础上“晓然知传记注疏之失”（《考信录·提要》），进而蔚为巨著的。王国维的一些考史名著，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也是以地下古物同文献记载相比较的“二重证据法”写成的。陈直先生的《史记新证》、《汉书新证》则是解放以来应用比较法的两部代表作。
    老一辈史学家之所以重视这一方法，就在于它是史学研究中的基础方法。郑天挺先生不止一次对自己的学生强调读史一定要“比读”，研究问题也应注意“根据具体事实加以比证”（《探微集·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岑仲勉先生也说过“读史之法，比较之功，万不可少”（《隋书求是·自序》）。这些都确系深知比较法重要作用的经验之谈。
    二是归纳法。它是从大量的史料中抽寻出某些共性，从个别而推求一般的一种方法。乾嘉学者中赵瓯北最擅此法，他的考实名著《廿二史札记》中的许多篇章，如《汉初将相布衣之局》、《武后纳谏知人》等，都是运用这种方法的典型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