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纳法的特点在于所依据的史料愈充分、愈完备，归纳出的结论就愈可靠。根据这一特点，在应用此法时须注意两点：其一，考实的范围宜窄不宜宽，在较窄的范围内，证据容易搜求完备和充分；其二，归纳出的结论宜有一定的弹性，不轻易作硬性结论。因为史料搜求完备并非易事，如一旦发现一些反面证据，硬性结论就难免偏颇。赵瓯北大概亦明此理，故《廿二史札记》中的一些篇章对上述两点均有注意。
    对于归纳法，梁启超至为推崇，认为应用它“可以发现出极新奇的现象，而且发明出极有价值的原则”（《历史统计法》）。这话的确有一定的道理。通过归纳得出的结论是不同于任何具体史料的新结论，而这些新结论由于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所以往往对我们认识一些个别事物，又起一定的指导作用。例如王引之就通过归纳发现了春秋时期人物的名与字的关系有“同训”、“对文”、“连类”、“指实”、“辨物”五种情况（见《经义述闻·春秋名字解诂》）。陈寅恪先生在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所提出隋唐制度出乎北魏（北齐）、梁（陈）、西魏（北周）三源的说法，也是经过对大量史料的归纳而得出的新结论，这个结论对于今天的隋唐史研究仍有一定的意义。再如，前人将造字原则归纳为“六书”，无疑对今日的文字训诂之学是有指导性意义的。陈垣先生所归纳的校勘四法，亦迄今仍为古籍整理工作所遵循的原则。
    三是类推法。它是根据两类（或两条）史料中已知的部分属性来推知其中一类（或一条）的不知属性的一种方法。如果用公式表达，即是
    已知史料A有属性a、b、c，史料B有属性a、b，A、B二者大体相似，那么，B也有属性C。
    唐长孺先生在《〈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一文中曾运用过这种方法考证赵至之父的身分。其论证过程如次：（1）《晋书赵至传》中记载赵至出身士伍，但未记赵至父为兵，仅记其耕田，这难以说明赵父是屯田兵。（2）赵父系曹魏时人，曹魏时虽有军屯，但见于记载的只有淮北地区，而赵氏却居于河南缑氏。（3）《晋书·食货志》中载有河南新城有屯田兵。（4）已知晋沿魏制，新城与缑氏同属河南郡，据此推知赵父的身分是曹魏的屯田军户（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杨志玖先生在《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一文中，考订马可波罗曾经到过中国，也运用了这一方法。其论证过程如次：（1）《马可波罗游记》有波斯三位使臣来华的记载。（2）《游记》又载马可波罗随上述三使一道从华至波斯，而后马可波罗再由波斯返回意大利。（3）《永乐大典》引《元经世大典》中引录的一篇公文中也载有三使拟由华返波斯事。（4）因（1）、（2）、（3）三者相合处推知三使来华为实；（2）、（3）相合证马可波罗的《游记》记载是实；再推证马可波罗确曾来华（见《元史三论》）。
    从已知推不知这点来看，类推法与归纳法相似，但其思维方式却是由个别到个别，这与归纳法又有所不同，这种方法的特点是依据的已知条件与结论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系，因而它的结论便有一种不确定性。尽管如此，它毕竟为史料中某些不知的属性提供了一点可知的可能性，所以这种方法也不应忽视。
    四是演绎法。它是以某些具有共性的通则推知一些具体属性的一种方法，即从一般引申至个别的方法。
    郑天挺先生在《关于徐一夔〈织工对〉》一文中，为了解决《织工对》的著作年代问题，曾两次运用这一方法。一是发现徐氏文集《始丰稿》系依年序编录，其中第一至第三卷之文皆撰写于元朝至正年间，这是一个通例。《织工对》恰恰收入《始丰稿》第一卷中，据此推知《织》文系元至正时的作品。二是发现元代的货币单位为“缗”，明代用“贯”，这又是一通则。而《织》文记述织工的工值时恰恰以缗为单位，故再推得《织》文撰于元代。
    演绎法的思维过程是所谓的“三段式”序列，即先选定具共性的“通则”为大前提，再以通过核证史料与通则之间的同异关系为小前提，最后得出该史料是否可靠的结论：史料同于大前提者是，异于大前提者非。从这个序列中，我们可以看出，演绎法的前提和结论之间必须具有一致性。违背这种一致性，就会导致前提与结论之间发生矛盾的谬误。在实际考实的过程中，不少史家犯过此弊。比如刘知几将中古时期篡乱成风作为大前提，肯定《汲冢书》中“舜放尧于平阳”为是，而《尚书》所记“禅让”之事为非（见《史通·惑经》）。刘氏的这一演绎过程，大前提是中古，而结论却是上古，实际上就违背了前提与结论一致的原则，犯了以今度古的毛病。另外，由前提与结论的一致性所决定，如果在演绎过程中前提出错，则结论亦会随之而误。不过由于小前提的确定只是直观地比较异同，因而它发生错误的可能性一般要少些，容易失误的是大前提。比如《考信录》一书虽多精当，但书中以“经”为绝对正确的大前提，并由此轻率否定与经不符者的部分论断，终为该书的白圭之玷。因此可以说，大前提的确否是演绎法应用的关键，在确定大前提时，应当有充足的证明。
    与比较、归纳、类推相比，演绎法之长在于其能够作出确证。只要大前提正确，它甚至可以判定“孤证”是否可靠。一些考实大师之所以能“不凭本而凭理”加以“理断”，就是以人所共知的常理作为大前提，依据“孤证”史料与常理的矛盾，从而否定该证的。例如，战国中期的长平之战，从《史记》到《通鉴》均载有赵兵败降而被坑杀四十万一事。但朱熹和胡三省却都敏锐地发现此事悖于常理之处，提出“四十万人安肯束手而死邪”（《通鉴》卷五，周赧王55年系事，胡注）之疑，作出此事“决不可信”（《朱子语类》卷134）的判断。
    五是钩沉法。它是将一些长期以来沉没未彰、零散失绪的史料从纷杂的载籍中钩稽出来，并依照一定的原则排次清楚的一种方法。古书之辑佚、年谱之编制等，基本上是这种方法的实际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