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与价值性认识的关系看，没有史实的确定，同样不可能对历史的某些价值作出正确的评估。我们以历史人物的评价为例来说明。明代抵御后金的将领袁崇焕，以通敌嫌被崇祯帝处死，在明末，他一直背着“叛逆”的罪名。直到编纂《清太宗实录》时才披露出“通敌”之说乃是皇太极所施的反间计。有了这一史实，袁崇焕才得到了正确的评价。这里所举的只是一个极简单的对历史人物定性的价值评估之例，但无论评估有多么繁复，都必须以确定的史实为其基本条件。
    总之，考实性认识为其他诸种认识提供可靠的史实根据，其他诸种认识依赖考实性认识的存在而存在。离开考实性认识的其他认识只能是海市蜃楼般的幻想。考实性认识在整个历史认识过程中处于一种基础的地位。
    认识到考实性认识的这种地位，未必就能对它作出恰当的评价。在如何评价它的问题上，历史存在着分歧。长期以来，在关于“史”与“论”关系的研究中，有“以论带史”还是“论从史出”这样两种不同的观点。这两种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讲包含着“史”与“论”二者孰轻孰重之争。从历史认识的角度看，这个争论也可以说是对考实性认识与其他认识形式的轻重程度如何评估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二者实在没有什么轻重之分。
    从历史认识的总过程看，考实性认识同其他认识形式一样，都不会完结和终止。历史是一个不断向前延伸的过程，只要有人类存在，历史就会发展，人的历史认识活动也不会停滞不前。新的一段历史一旦产生，史料与史实间的新矛盾亦随之出现，考实性认识也就有其必然存在的条件。依此而推，它与其他认识形式相较孰轻孰重之争便永无休止。试问，这种永无定案的官司，打起来有何意义呢？另外，没有考实性认识，历史认识就失去了可靠的基础；而没有其他形式的认识，历史又仅仅成了杂乱无章的史实堆积，不能给人以任何启迪。这样看来，考实性认识与其他认识形式之间又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关系，离开哪一种认识形式，历史认识都会失去它完整的意义。
    从作为个人的认识主体的认知能力分析，擅长考实与擅长抽象各有其长，又都各有其短。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有无限的认识能力”这一概括，是将“人”作为一个总和来看待的，具体到每一个人，则其认知能力肯定是有限的。实际上，每个具体的历史研究工作者，其认知能力各有各的局限，善于细而微的思索者未必能善于广而阔的包容，相反也是如此。《史通》与《文史通义》之中都存在着一些史实的错误；王西庄与钱竹汀又都免不了琐细零碎。章实斋曾经讥笑擅长考实者是“但知聚铜，不解铸釜”（《文史通义》外篇三《分邵二云书》）。但在实际中，如无人聚铜，又安能铸釜！所以，擅长考实与擅长抽象的二者之间的正确态度，应当是互相尊重，取长补短，不可厚此而薄彼。只有这样，才能共同促进历史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在这方面，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三位大师的交谊，堪为后世之表。
    当然，由于考实性认识的对象是具体的、可感的和表象的东西，与其他认识形式相比，它们有认识层次上的差别，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评价历史研究成果的标准，不在于认识层次上是否有差别，而在于认识结果是否正确，因为只有正确的历史认识才能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
    *广义地说，考古中文物鉴定、年代测定等工作，亦当属于考实性认识。但其中有些应用到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如应用碳1则定绝对年代、应用X—射线分析鉴别古物真伪等）者。限于笔者的知识水平，则不拟论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