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少年万斯同在西郊当了一段时间的“田舍儿”后，随着全家的被“迫居城内”，回到了出生之地，重新开始起“释耕耘”“识诗书”的生活。他极其聪慧，却又相当顽劣。兄长们多讨厌他淘气，父亲也怕他惹祸，曾想送他寄住僧舍，有一次还把他禁闭在空屋里。可这倒有点儿成全了他，他“窃观架上有明史料数十册，读之甚喜，数日而毕；又见有经学诸书，皆尽之”。等到被放出来，他便经常追随在诸兄之后，静听他们谈书论文。一天，大哥斯年举办家课，斯同也要求参加，大哥笑他懂得什么，他反说哥哥们的学业成绩不过尔尔，自己也对付得了。斯年一听，不由出了好几条经义题目考考他；想不到他的答案竟是“汗漫千言，俄顷而就”。于是“伯兄大惊，持之而泣，以告户部曰：“‘几失吾弟！’户部亦愕然曰：‘几失吾子！’”⑩当天家里给他做新衣新鞋，不久送他入塾读书。
    从此，万斯同折节好学，在入塾攻读外，又接受父亲的辅导，“父意怜少儿，亲为解章义。晨夕寒松斋，呼儿捧箧笥”（11）。同时还常与诸兄和侄子相互切磋琢磨，也获得长足的进步。后来诸兄斯年、斯程、斯祯、斯昌、斯选、斯大、斯备各有树立，而斯同尤见杰出，时人多称之曰“万氏八龙”。实则八人之中，前面四位阿兄是逊于后面四位老弟的。倒是侄子万言（字贞一，号管村），长斯同一岁，才华横溢。季野和贞一，小叔大侄，相处一起，互相学习，相得益彰。
    万斯同在时代影响和家庭教育之下，他的思想、品德、学识、才能逐渐良好地成长起来。于是其父便送他受业于当代儒宗黄宗羲之门。康熙七年（1668），地方士子学人又请黄先生蒞甬讲学，始设帐于广济桥高家祠，继移址到南城边延庆寺，终则落座在西郊万氏白云庄（即甬上证人书院）。斯此时同在黄门弟子中为最年轻也最露头角的一个，备受老师的奖掖和同学的推爱，又肯发愤用功，博闻强记，这就更使他在各个方面获得飞跃的发展。这也诚如他的后学、我们的乡贤张寿镛所评述的：“今人恒言环境，若季野先生者，以户部君为之父，公择、充宗、允诚诸君为之兄，梨洲为之师，而（梁）公狄、（李）杲堂诸老又介乎师友之间，倘所谓环境皆学问非耶？”（12）其中特别是名师黄宗羲那循循善诱的教育，深深启发了青年万斯同的心灵，使之陆续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对此，李文胤对他作出较为全面的品题道：“于经学，能与汉、宋诸儒辨及微芒；于史学，能取历朝设官、议礼、兵刑、田赋诸大政尽考其详，而尤善识三百年之文献；发为古文词，识力深健，不减欧、曾；为诗，亦能窥盛唐大家之宅。”（14）
    三
    万斯同奠定了深厚的功底，具有了多方面的造诣后，便把自己治学的主攻方向作了重大的调整。到六十岁左右时，几次向好友刘坊倾吐心曲，说他平生“学凡三变”。开始是：“弱冠时为古文词、诗歌；欲与当世知名士角逐于翰墨之场；既乃薄其所为无益之言以惑世盗名，胜国之季，可鉴矣。”接着是：“已乃攻经国有用之学，谓夫天未厌乱，有膺图者出，舍我其谁？时与诸同仁、兄弟，自书契以至今日之制度，无不考索遗意，论其可行不可行；又思此道迂远，而《典》《考》《志》诸书所载，有心人按图布之有余矣。”末后是：“而涂山（朱元璋祖籍）二百九十三年之得失，竟无成书，其君相之经营创建，与有司之所奉行，学士大夫之风尚源流，今日失考，后来者何所据乎？昔吾先世四代死王事，今此非王事乎，祖不难以身殉，为其曾玄乃不能尽心网罗，以备残略，死尚可以见吾先人地下乎？……”（14）简而言之：斯同在青年想做文学家、诗人；在中年欲当中国通史学者；到晚年则决心成为明史专家了。可以说，万斯同的“学凡三变”充分反映了他的总体学术思想，分析而综合之，大致可有这么几条：
    其一，他只叙及文学和史学，并未谈到经学，看来似乎对经学有所轻视了，其实不然。黄门师生，经史为本，万氏昆仲，就兼通经史，不过后来斯大尤精于经学，斯同更深于史学，彼此各具代表性，遂有“万氏经学”和“万氏史学”之称。斯同很早就对经籍下过较深的工夫，“郡中有五经会，斯同年最少，遇疑义，辄片言折之”（15）。其后“大司寇徐乾学闻其名，敦请编纂丧礼诸书”（16），他便写了《读礼通考》，百二十卷，博采众说，剖析其义，该书“上自国恤以讫家礼，十四经之笺疏，廿一史之志传，汉唐宋诸儒之文集说部，无或遗者。又以其余为《丧礼辨疑》四卷，《庙制折衷》二卷，乃知先生之深于经，……”（17）斯同还经常鼓励名人巨子必须读经，在他晚年仍恳切地对后学方苞陈言道：“子于古文，信有得矣；然愿子勿溺也！”这促使方苞正视起自身治学上的缺点，及时加以改正：“余辍古文之学而求经义，自此始。”（18）这些都说明在“三变”全过程中，斯同是始终重视经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