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在第一变中，他指出某些古文辞、诗歌，包括自己信手写的，特别是不少晚明作品为“无益之言”或“惑世盗名”之作，那是颇有道理的。但由此出发，笼统地“菲薄”文艺创作，那就流于以偏概全，值得商榷了。单以“诗三百”而言，汉人把他尊为《诗经》，跟《尚书》分庭抗礼，名曰“诗书”，若以“六经皆史”的观点来解释，也堪称一部经典史籍了。再说斯同自身，他也写过一些《新乐府》，“独取三百年间朝事，及士大夫品目，片言只句，可撮为题，俱系乐府一章，意存讽刺，以合于变风雅之义。”（19）又写过《鄮西竹枝词》五十首，歌咏家乡的风土人情和人物事迹，实质上不失为地方史志的形象化表现形式，为人民所喜见乐闻。所以斯同菲薄文艺创作，在他的学术思想上不能不是偏颇的。
    其三，在第二变中，他确想招集几位志同道合者跟他一起苦攻历代史籍，从事于“经世之大业”，在给侄子贞一的信中就说：“使古今之典章法制烂然于胸中，而经纬条贯，实可建万世之长策。他日用，则为帝王师；不用，则著书名山，为后世法。”（20）但后来发现“此道迂远”，而且史界先辈唐杜佑、宋郑樵、元马端临、明王圻早已写下了《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足供按图索骥之用，于是他又转变了治学的主攻方向。这是明智的，也无伤乎大雅，因为对中国通史作过大量的研究工作，能达到“古今之典章法制烂然于胸中”，则对着手撰写一部断代史无异扩展了眼光，做好了“前期工程”。比如他看到《史记》、《汉书》有好几种“表”，而自《后汉书》、《三国志》直至《五代史》，除《新唐书》外，一种“表”也没有，便撰写了《历代史表》六十卷，其中有《东汉诸王功臣世表》、《三国大事年表》、《隋唐之际月表》等等，都是“从史传鉴本中，精览详稽，心通本末，定其世次、岁月，以补前人所未有”（21）。朱彝尊赞道：“揽万里于尺寸之内，罗百世于方册之间，其用心也勤，其考稽也博，俾览者有快于心，庶几成学之助而无烦费无用之失者与？”（22）同样，他又运用了“表”的体例，编成了《儒林宗派》十六卷。“纪孔子以下，迄于明末诸儒，授受源流，各以时代为次；其上无师承，后无弟子者，则别附著之。”这部儒家学术简史，写于《明儒学案》之后、《宋元学案》之前，常为全祖望续修、王梓材补订那黄宗羲原本的《宋元学案》时所引用，因为它“持论独平”，能够摆脱“明以来谈道统者，扬己凌人，互相排轧，卒酿门户之见，流毒无穷”（23）的积习。此外，他还有别的史作，诸如《纪元汇考》四卷、《宋季忠义录》十六卷、《南宋六陵遗事》一卷、《庚申君（元顺帝）遗事》一卷等，可惜这卷《庚申君遗事》颇多败笔。总的说，那许多史著足以反映斯同在治学的第二变期间已对史学作出了不少贡献，并为下一阶段专修《明史稿》开了先河。
    其四，万斯同最后倾注全心全意于明史的编纂，是出于真诚的事业心和强烈的紧迫感。他早岁目睹“涂山”二百九十三年历史，虽有人写过一些短帙简编，迄今尚无一部完善的“成书”。何况那些编帙都是：“牴牾疏漏，无一足满人意者，如郑端简之《吾学编》、邓潜谷之《皇明书》，皆仿纪传之体而事迹颇失之略；陈东莞之《通纪》、雷古和之《大政记》，皆仿编年之体而褒贬间失之诬；袁永之之《献实》，犹之《皇明书》也；李宏甫之《续藏书》，犹之《吾学编》也；沈国元之《从信录》，犹之《通纪》也；薛方山之《献章录》，犹之《大政记》也。”（24）其他象《史概》、《国榷》等等，可以参考而不可以为典要，只有焦竑《献征录》搜采最广，可备国史之采择。他耳闻新朝刚刚建立，顺治二年就迫不及待派洪承畴、冯铨等着手编纂《明史》，但这些最先降清的“贰臣”无德无才，怎能担当起这一重任呢？康熙四年复开史馆，但仅译了几十卷《明实录》为满文后，便悄然而止。因此，作为故国遗民和“四忠”后裔的万斯同，既早已接触过大量明朝史料，又一向怀抱着钻研它、编次它的兴趣和志愿，如今献身于此，真是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了。
    四
    康录十七年（1678），清廷筹开博学鸿儒科，“诏中外诸臣，广搜幽隐，备礼敦劝，无论已仕未仕，征诣阙下，月饩太仓米”（25），等候明春殿试。浙江巡道许鸿勋保举万斯同应征，他力辞不往。十八年，又开明史馆，监修徐元文推荐“李清、黄宗羲、曹溶、汪懋麟、黄虞稷、姜宸英、万言等征入史馆，不至者录所著书以上”（26），并把万斯同也邀请了。对此，黄宗羲坚不出山，以老婉辞；可万氏叔侄两人尤其是其叔却极感犯难。斯同在思想意识上有黄氏一样的华夷之辨，具有坚贞的民族气节；但在生活经历上没老师那样的波澜壮阔，他只读书，坐馆，写文章。而现欲以明史自任，则所需参考的“群书有不能自致者，必资有力者以成”（27），何况前朝之史不容私撰，康熙二年浙江庄廷{K18C01.jpg}《明史》一案中无辜被戮者就达七十余人，包括青年史家吴炎、潘柽章在内。这样，他乃偕同侄子去请教老师。老师沉吟良久，郑重地考虑了季野一向以读书励名节自勉勉人，当此关键时刻，岂可轻易出去；又仔细着想到“国可灭，史不可灭”（28），与其给异朝新贵糟蹋和篡改故国史事，不如让自己高弟参与编务，修成一代信史。于是老师只好放开手脚，取出《大事记》、《三史钞》两稿作赠，写好七律三首送行。其中一首曰：“管村彩笔挂晴霓，季野观书决海堤。卅载绳床穿皂帽，一篷长水泊蓝溪。猗兰幽谷真难闭，人物京师谁与齐？不放河汾声价倒，太平有策莫轻题！”（29）盛赞管村和季野的才华和学问出类拔萃，深望他俩既不降低文中子门墙的声望，又莫轻献文中子式的太平十二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