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有些亲朋对斯同此去颇感遗憾，认为清廷连开鸿博和史馆无非是网罗学子，笼络遗老，为“康熙盛世”装点门面而已。于是，万斯同只好再次说明：“吾此行无他志，显亲扬名非吾愿也，但愿纂成一代之史，可藉手以报先朝矣。”（30）一到北京，又坚决向徐元文提出：请以布衣参史事，不署衔，不受俸。当年入馆编史者例得署翰林之衔，受七品之俸，名利双收，谁不眼红？独他一个崇尚气节，不慕荣利，与人往还，只曰布衣万斯同，而人们也就称他为万先生。但在日常编务中，“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覆审，先生阅毕，谓侍者曰：‘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当补入；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当参校。’侍者如言而至，无爽者”（31）。这批纂修官均为名噪一时的儒林博雅、文苑俊彦。可是斯同艺高一筹，竟隐然成为史稿的实际主编人。这可以说，在二十四史中，以一介布衣掌握一代信史的纂修，万斯同一人而已！
    康熙28年，徐元文升文华殿大学士，次年，休致回籍。原任史馆总裁的张玉书和王鸿绪以及后任总裁的陈廷敬同样敬礼万先生，依然器重他蝉联纂修事宜。当然，他为了力求史信文实，不止一次地跟当事者有些不愉快之事而萌生过离局之想，但还是“濡忍于此”，不辞辛劳地坚持日常工作。康熙33年，他已届晚境，视力越来越衰，几将“双目尽废”，王鸿绪乃给他配备了一位助手。据说，这位助手钱名世“才思敏捷，昼则征逐朋酒，夕则晋接津要，夜半始归静室中。季野踞高足床上坐，钱就炕几前执笔，随问随答，如瓶泻水；钱据纸疾书，笔不停缀，十行俱下，略无罅漏”（32）。到了康熙41年，他终于殚思极虑，积劳成疾，因疾而逝了。
    这位一代史学家二十多年撰来连带编的心血结晶《明史稿》四百六十卷（一说五百卷），有幸刚刚手稿定好，可是不幸得很，它立即落入那个“佥壬巧宦”王鸿绪手中。对此，梁启超曾斥道：“这类人有什么学问什么人格呢？他得着这部书，便攘为己有，叫人謄抄一份，每卷都题‘王鸿绪著’，而且板心都印有‘横云山人集’字样，拿去进呈，自此万稿便变成王稿了。……最可恨者，他偷了季野的书，却把它改头换面，颠倒是非，叫我们摸不清楚那部分是真的，那部分是假的。”（33）但也屡有为王鸿绪翻案的，今人阎清、葛增福两先生就写了一篇《王鸿绪》评传。他俩在基本事实上错摆了十多处，其中心论点实难令人信服。比如，该文批评斯同道：“他殊不知《明太祖实录》，是朱棣为掩盖其‘篡位’之罪名，授意文臣篡改过的。万氏尽信之，……”（34）而事实恰恰是，万氏不仅绝不相信《太祖实录》，而且还对它大有意见。他精细地考证，明快地指出：“洪武之史（即指《实录》），凡三修：其一在建文之世，其一在永乐之初，此则永乐中年胡广、杨荣、金幼孜所定也。吾意前此二书必有可观，惜乎不及见也；若此书者，疏漏已甚，何足征新朝之事实哉？君子即不观可也。”（35）由此可见，指责其“殊不知”未免武断。如果他连这么一点也“殊不知”，还能“斧正”诸纂修官的来稿？事实上，万氏这部篇帙巨大的《明史稿》终于成为列入二十四史中以材料丰富、体例严谨见称的《明史》的最初、最重要的“脚本”，其间绝不可抹杀前前后后众多的纂修官的集体智慧和辛劳，可归根结蒂，更应归功于斯同本身以毕生的精力所作出的贡献。乾隆四年，史馆总裁张廷玉在《明史》最后告成呈进其正本的疏上说：“圣祖仁皇帝搜图书于金石，罗耆俊于山林，……臣等于时奉敕充总裁官，率同纂修诸臣，开馆排缉，聚官私之纪载，核新旧之见闻，籤帙虽多，牴牾互见。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进在彤闱，颁来秘阁，首尾略具，事实颇详，……爰即成编，用为初稿。”（36）这里“三十载之用心”的“名人”，不便明言，不外乎为“山林耆俊”万斯同了。相反，乾隆四十三年，国史馆在呈进王鸿绪传时，却是“高宗命以（左都御史）郭琇劾疏载入，使后世知鸿绪辈罪状”。（37）这里就揭露了王鸿绪人格和官守的下劣，那末他的史德如何，还不思过半吗？
    五
    万斯同学问渊博，著作宏富，尤精益求精于史学和史作。他上承宗师黄宗羲，下启私淑弟子全祖望等，岿然高居于浙东史学派的中心地位。首先，黄夫子的“儒者经纬天地”的远大理想深深鼓舞了他，激励了他。在给侄子万言的信中，他表达了自己不凡的抱负：“至若经世之学，实儒者之要务，而不可不宿为讲求者。今天下生民何如哉？历观载籍以来未有若是其憔悴者也！使有为圣贤之学而抱万物一体之怀者，岂能一日而安居于此？……吾窃不自揆，常欲讲求经世之学，……”同时，批判了当前无聊的学风：“吾窃怪今之学者：其下者既溺志于诗文，而不知经济为何事；其稍知振拔者则以古文为极轨，而未尝以天下为念；其为圣贤之学者又往往疏于经世，竟以为粗迹而不欲为。”（38）从而他就坚持“经世致用”“救时济世”引作毕生治学的指导思想，在史学上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这个思想又大大影响了同里后学全祖望，全氏同样以有益于文献的心愿全力从事于学术活动，对经学、史学和文学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无怪清中叶经史学家阮元评赞道：“吾观象山、慈湖诸说，如海上神山，虽极高妙，而顷刻可成；万、全之学，则如百尺楼台，实从地起，其功非积年工力不可。”（39）阮氏把陆九渊和杨简的学说视作“顷刻可成”，是否妥切，且不具论；其论万、全的成就“非积年工力不可”，则是极其确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