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意识走向现代意识
    王和：我认为，目前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最重要和最有意义的问题乃是实现一种根本性的观念更新--从近代意识走向现代意识，即从19世纪那种普遍的乐观主义，走向20世纪那种无所宽宥的、彻底的批判和怀疑精神。
    从19世纪直到本世纪初，在人类的历史上，是科学与进化论取得辉煌成果的时期。一项项定律的被发现和无数运用这些定律而产生的创造发明几乎使人们目不暇接，人们目眩于科学的发展所引起的人类生活（主要是物质生活）的巨大进步，而对那些仅仅初露端倪的负面成果则几乎未予注意，他们毫不怀疑科学的发展将给人类开创日益美好的前景。那个时代是科学与进化的观念统治人类的时代，也是普遍的乐观主义主宰人类的时代。
    但是本世纪以来，特别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与进化的负面表现日益明显，如：各国都争先恐后地将科学的成果作为战争的手段；因工业过度发展而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生态失去平衡；因生活节奏加快及传统社会解体而带来的种种问题：个人的内心紧张，人际关系的淡漠，过分强调自我而导致友爱、互助等传统美德的沦丧，文学和艺术的商品化而造成的粗制滥造及美感的失落，等等。此外，科学本身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例如相对论及量子力学的发展使传统物理学受到严重挑战，运用经典理论很多科学现象已经无法解释，诸如此类。这些现实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需要。促使人们在不同领域内作出种种相应的反应，由此而产生了有别于近代的现代物理学、现代经济学、现代绘画和诗歌、现代哲学、现代历史学等等。贯穿于这些现代科学及文学艺术的主导特质，是与到19世纪为止的那种普遍乐观主义大异其趣的彻底的批判和怀疑精神：如果说，19世纪以前的科学精神，充分地体现在“一切事物都要站在理性的审判台前来辩明自身存在的理由”这句话里面，那么，20世纪彻底批判的反教条、反权威、反传统精神则要求理性与科学自身也必须来辩明其存在的理由。
    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家总是在追求一种可以用理性来分析、解释和论证的“终极真理”式的理想和信仰，这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心态，它与19世纪西方那种普遍的乐观主义颇多契合之处。从上古之人设想的“大同社会”，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再到宋儒的“心性之学”，都发现了一种对于理想的万能模式的追求。这种心态一直延续到现代，这就使得我们面临的观念更新任务格外艰难。正因为如此，所以，当对所有模式的信仰一旦发生动摇，而新的理想模式又未能及时出现以立即填充产生的空白，人们的心理便会失去平衡，从而萌生一种惶惑的失落感。它有时表现为一种盲目的骚动，有时则表现为浓重的危机意识。例如汉代末年，当对以忠孝为支柱的理想模式的传统信仰破灭以后，便导致了魏晋时代极端放荡无羁的风气。而在现代，当经历了“文革”的人们终于打破了心目中的崇拜偶像之后，就出现了普遍的“信仰危机”。“史学危机”从本质上讲，便是这种普遍的信仰危机在史学领域内的特定反映。一方面，原有的传统史学理论已经愈益清楚和确定无疑地表现出其局限性和落后性，它不但对于一系列新事物和新问题无法作出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而且对于一系列老问题的争论也已形成一串难解的“死结”；另一方面，人们既对在长期的封闭状态之后所乍然接触到的西方新史学理论难于接受和不能理解，同时又寻找不到一种以他们的知识结构能够接受的新模式来填补旧模式倒塌后出现的真空；加上其他一些外部的客观原因，如社会的忽视、人才的流失、“经济效益”的低下，等等，就自然会产生危机感。
    所以我认为，就史学工作者思想中存在的危机意识来说，解决的办法应当主要是破除那种非得要有一种万能的理论模式的支持才能达到平衡的落后心态，而树立现代的、以彻底的批判和怀疑精神为主要特征的新观念。这样，我们就不会总是急巴巴地试图去寻找一种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会总是急于去建立一种新的完美无缺的理论框架，而把在不断怀疑又不断证伪的过程中求得进步和发展的现代学术存在方式视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