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存发：在应用新方法时应当慎而用之。比如西方学者用心态史学方法写了一部《病夫治国》，但对于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人物来说，仅此是不够的。我们应当善于在传统的研究中探索出新的角度和方法。有的同志在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时，从湘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得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结论。所以说在目前如何运用方法的问题上，既不能急于求成，又不能只靠一种方法一种角度来研究历史。
    赵世瑜：为什么史学界的有识之士们大声疾呼了几年，变化就是不大？当然，我们并非是要急功近利，立竿见影，但至少有一个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恐怕史学研究的转机就很难到来：这就是，必须改变史学教学与科研机构向封闭状态。我国的历史研究人才大多是从学院中培养出来的，但学校中的历史教学现状的确令人很难恭维。一种课程的教法可以几十年不变，大体上说来，我老师的老师这样教给我的老师，我的老师这样教给我，我再这样教给我的学生，可以想见，我的大部分学生也会这样向下传。是不是说这样的教法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呢？不能这样自欺欺人。不仅结构、方法需要更新，就是知识这种极富生命力的东西也需要更新。看一看高校历史系和研究机构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们的毕业论文，在课题、方法和理论上有突破和创新的究竟占多大比例？这种比例在逐年上升还是下降？课程设置也是如此。我们号召学生开阔眼界，就必须创造一切条件让学生们选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数学等课程，这样才能让他们有可能研究社会史、历史哲学、心理史或计量史学，但现状是怎样的呢？还有，我们是不是尽了最大努力来培养学生的突破和创新的能力呢？作为一名教师，一名学我学得很好的学生不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敢于自己思索、突破我、反对我--尽管可能有几分幼稚、不成熟--的学生才是最有出息的学生。扪心自问，我们在鼓励和培养这方面能力的工作上做了些什么呢？如果历史教学的成果大多是因循而非创新，那么历史研究的现状和未来也必将如此。这是个“怪圈”。
    重新审视史学的地位及功能
    董存发：在评价历史学的地位和作用时，应当看到，历史学有两种价值，一种是社会价值，一种是其自身的价值，前者体现在史学可以干预现实，有着历史的借鉴和教育功能；后者则体现为史学本身有其特定的规律，在其特有的领域有其特殊的功能，象校勘学、版本学都是在探察基础史料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既不能用社会价值去衡量自身价值，又不能用自身价值去衡量社会价值。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发行量很小，就其社会价值讲不大，但对史学自身价值来说就很大。所以在考察史学的地位和功能时，不能采取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
    杨玉生：我们所看到的史学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主要特征表现为历史学在社会科学界还不具有独立平等的学术地位，历史学只是作为提供历史资料的“资料员”。从社会地位看，人们常常谈到的“历史系毕业生无出路”等现象似乎还谈不上是什么“史学危机”，这是历史学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因此，这种“史学危机”在战后历史学发展和进步较快的欧美各国也始终未得到解决。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工作者要有坐“冷板凳”的勇气和准备。
    王和：任何一门学科的功能和作用都是有限的，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在以往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从五六十年代直至“文革”结束），由于领导者们的个人偏爱，史学曾经被置于一种畸重的地位，这种地位本身是不正常的，因为史学本来是一种相对而言比较冷清的学科，我们无权期望那种不正常的畸重状态能够长期存在下去。因此，凡有志于史学研究者，就应当甘于寂寞，否则不如另图发展。
    雷颐：史学受到冷遇不仅是在中国，在研究范围较广、方法多样化、多元化的西方，史学的地位仍在下降。以美国为例，1969-1970年，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的有5049人，得博士学位的1091人；而到1976-1977年则分别降至3393人和961人；1985-1986年再降至1959人和563人。这一数字使人震惊。许多大学历史系的招生广告都明确告诉考生，历史系毕业的学生找工作比较困难。看来，“史学危机”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如果我们直言不讳地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史学的性质与功能所决定的，大概非人力所能挽回。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史学不仅是过去事实的记录，还被当作是预言未来的工具。人们相信通过历史研究能“究天人之际”，能对未来作出预言。的确，由于社会发展的缓慢，“现在”与“过去”的差别不大。因此，对“过去”的洞察可化作对“今天”的了解与对“明天”的预言。试想，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发生过什么实质性变化吗？因此，从历史中的确能学到不少“治世”之道，能感悟到“兴衰往返”的道理。正因为史学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能对“未来”作出预言，所以史学、史学家便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
    这种由“过去”而预言“未来”的观念，在西方被上升到一种哲学的高度，产生了哲学上的“预成论”。预成论认为，未来的一切都被包含在过去之中。所谓“未来”只是早已蕴含在过去之中的多种图象的机械展现，一切都是“命定”的。历史只是许多既定场景的依次浮现，而不是活生生的创造。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认为历史不过是“绝对精神”由东往西的顺序移动，最后在普鲁士帝国得到最充分、最完满的体现。经典力学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为预成论提供了“科学”依据。在牛顿力学中，时间是可逆的，无论时间为正或负，对结果都毫无影响。但现代科学理论，如热力学第二定律、耗散结构理论等，都说明在微观高速的领域内，物质的运动也是不可逆的，也是具有“时间性”的。现代遗传学表明，分子水平的生物遗传充满了偶然性，这一切，都为扫除哲学上的预成论提供了科学根据。所以，虽然“未来”是从“过去”发展而来的，与过去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未来”却不是完全地包含于“过去”之中的，而是充满创造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