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生：谈到历史要面向现实，我认为时代要求我们在历史研究课题的选择方面，要侧重于宏观史学和“问题史学”的研究。我国历史学研究历来具有条块分割的特性，许多史学工作者长期只从事某一国、某一时期、甚至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物的研究，极端缺乏宏观驾驭能力。通观世界史学史，特别现代以来，虽然研究某一专史的著作中也不乏传世名作，但真正给人们深刻的历史启示，并引起史学界以外的社会科学界关注的，往往是那些宏观历史著作。另外，传统史学习惯于就历史研究历史，历史研究成了目的本身。但是当代史学的发展说明，历史学要摆脱历史“资料员”的地位，就应当以“问题”为核心，来展开历史研究。在这方面，马克思和韦伯这样的大思想家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他们并不是以某个学科、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为研究对象，而是把揭示某种历史文化现象的因果联系，当作自己毕生追求的事业。从解决问题的目的出发，他们打破国家和学科间的界线，从事规模宏大的历史研究，形成一家之言，并且，其研究结果对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事“问题史学”的研究，会自然而然引导历史工作者跨学科、跨国别地考察历史问题，这对历史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此外，“问题史学”的方向，可以启示我们正确地理解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简单笼统地提倡历史学要为现实服务，要干预现实，往往会以实用性牺牲其科学性，因而使历史学陷入更严重的危机。史学研究的目的是解决问题，科学地解决问题是为现实服务的前提。历史工作者应该立足现实，注重解决那些与现实关系较密切的重大历史课题，积极为现实服务。然而，如果整个历史学完全置那些具有重大文化意义但又与现实关系较远的问题于不顾，它便会失去自身独立的价值。
    李林：历史学在现实社会并非可有可无，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作为同一时代的史学工作者所出的成果也是很有限的。因此，分清轻重缓急，避免分散作战，重复劳动，对史学研究的课题进行调整，使之成为符合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体现我们时代精神的产品。它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是要注意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性，对于那些我们这个时代不去抢救不去研究，就可能永蒙尘埃的历史问题，组织力量攻关，特别是在原始材料的整理上下大力气。正是由于只有我们这个时代加以补救才能得以保存的东西，才能称之是现实需要。当然，在人力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对那些于今无补、于后无用的枝节问题不必纠缠。作为个人娱乐可以去搞，但出版社、杂志社少为这类文章提供宝贵的版面。对于那些产生于现时代，但又存分歧，现时代又无法解决的老问题，象什么分期问题、线索问题、让步问题，可以暂放一边，什么时候条件成熟了再加以缕析解决。以避免大量的无效劳动。
    第二是要从历史的角度找出现实社会矛盾的透视点。事实上我们在历史上所下的功夫甚少，如果我们对民众的文化素质有一个深刻的历史反思，如果我们对中国国情有个深刻了解，对近代工业、农业有个客观的了解，也许可以避免建国以后所犯的错误。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也是如此，过去我们一谈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中国文化历来是两个层次，现在农村的万元户盛行迷信、“吃、喝、嫖、赌”风，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从历史的渊源中缕析出原因。怎样写历史也还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认为写中国史应多写悲剧历史，过去我们只写中国是怎样成长到这步，而很少写为什么只发展到这步。只有深刻的反省才能使民族觉醒。
    赵世瑜：从欧洲史学的方向也可以看出，德国史学家经常对二次大战的历史进行反思。
    李林：对于外国史应多写喜剧，除了写人家的经验教训外，还应当写人家的成功经验，我们过去总是老写资本主义如何腐朽、没落、垂死，而很少写人家是如何克服政治、经济危机，经济飞跃发展的。
    王和：日本民族就是有着敏锐理性自觉的民族，经常侧重研究人家成功的经验。只有理性自觉的民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浮浅的乐观主义的史家只能导致产生浮浅的历史作品。
    杨玉生：历史学的科学的使命是揭示规律，但长期以来，我国史学要么就是满足于简单地解释和“应用”已被伟人发现了的、适用于一切历史时代和历史现象的历史法则；要么就是根本无视历史的法则，而专心致志于历史的一切细节。因此，这种历史学没有能力象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影响和参与社会的宏观决策。
    李林：作为科学的历史学要干预现实，必须有其理论方面的贡献，不同时代的物理学可以贡献出不同的理论方法，不同时代的历史学也应如此。我们现在还只是停留在从其他学科借鉴方法推动史学进步，还没有自觉地总结抽象历史学本身产生的新理论新方法贡献于我们的时代。这一点恰好证明史学和现实的某种脱节。
    董存发：史学要立足现实，但不盲从现实，要参与生活，又不随生活之波而流，这是历史学联系现实所应遵循的原则。